【論文摘要】在異常動亂的五代十國時期，北方文士大批南遷，南唐較為穩定、富足，加之南唐三主均儒雅好文士，文士紛紛來歸，致使本國人文最盛。南唐詩壇的兩大詩派“姚賈體”詩人和“白體”詩人又成為五代十國詩壇兩個主要流派，其詩人和詩作均為當時各國之首，詩的數量超過北方地區的總和，接近南方諸國詩總和的50%，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南唐詩代表了五代十國詩歌的最高成就。

　　【論文關鍵詞】南唐詩；五代十國詩壇；“姚賈體”；“白體”；霸主地位

　　五代十國時期的詩歌，大多研究者認為無足論者，其實，此時期詩歌在由唐至宋的詩歌發展史上是不可缺少的一個環節，它是我國詩歌由唐向宋的過渡時期，而五代十國時期詩歌最有成就的則是南唐，南唐詩歌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五代十國詩歌的主要成就，正如歷史學家任爽所說：“南唐文學藝術之盛，在五代十國時期首屈一指。”

　　一

　　我國歷史上的五代十國時期是較為動亂的年代，此時戰亂頻繁，中原地區在短短的53年間，便有五代相更迭。北方的動亂，導致大批文人南遷，或謀生路，或尋求明主。又加上朱溫專權，仇視士人，“屠戮唐清流于白馬驛，投之黃河，使為濁流”。這樣就加速了士人的南流，而南方的前蜀和南唐就成為士人的首選之地。據統計，北方士人歸南唐者，載于史籍者就有48人。故而南唐為當時人文最盛之國，其詩人數量居南北方各國之首，詩的創作數量也最多，據統計，唐末五代作家的詩文集總數為879卷，其中北方地區為234卷，占總數的26.6%；南方各國總數為645卷，占總數的73.4%，而在南方諸國中，吳及南唐成就最為顯著，接近總數的50%，計有詩文297卷，詩歌達2228首之多，這不僅是江南各國望塵莫及的成就，就是整個北方地區也難以與之等量齊觀，比整個北方地區多出846首。趙世延為陸游《南唐書》作序時說：南唐“雖為國偏小，觀其文物，當時諸國莫與之并”，所以，在此種意義上說，南唐詩歌的創作成就代表了整個五代十國的詩歌創作成就。造成這一結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既有歷史的原因，又有詩人的自身因素。

　　其一，相對穩定的國內局勢，給南唐詩歌的發展提供了一個有利的環境。南唐在39年間歷經三主，這三位君主都是偏安江南一隅，無統一天下的雄心，而是注重休養生息，保國富民。在烈祖李昪統治時期，因以南唐代吳，自感有“謀篡”之嫌，內心頗不自信，深恐引起朝中土著大臣的反對而坐不穩皇帝寶座，所以他的主要心思在于穩定自己的地位與統治，無心對別國進行攻伐。再者，他也是一位較為仁慈的君主，他統治的十多年間，國內局勢的穩定，給文人的創作提供了一個相對安定的環境，也使本國的經濟得到了發展，成為江南較為富庶的國家。

　　其二，文士的被重視和南唐偏安一隅是詩壇繁榮的重要原因。烈祖比較優禮文士，大批文人為其所用，因此別國的文人學士紛紛來歸。他執政時，寬刑法，推恩信，“起延賓亭，以待四方之士，引宋齊邱、駱知詳、王令謀為館客，士有羈旅于吳者，皆齒用之”，本國和外國的文化精英薈萃南唐，為南唐詩的繁榮創造了條件。另外，到了嗣主李璟、后主李煜統治時期，南唐的國內局勢已走向衰落，更沒有了擴充疆土、統一天下的大志，相對于北方頻繁的朝代更迭，在這種相對穩定、偏安一隅的形勢下，更有利于文學的發展。

　　其三，君主對文學的愛好影響了詩壇。嗣主李璟和后主李煜也和先主一樣，不但優禮文士，厚待墨客，而且也作詩填詞，二人的詞已不用贅述，詩作也相當有成就。南唐的累世好儒，又致使北方的一些文人紛紛來歸，到南唐謀求發展，這些南遷的文人學士，對南唐文學的發展起了相當大的作用，較有名氣的有：江文蔚、史虛白、陳陶、江夢孫、伍喬等人，這些人在五代十國的詩壇上都有相當大的聲望，為南唐的詩壇提高了地位。

　　二

　　南唐詩在五代十國詩歌的發展中，有執牛耳的地位。晚唐詩壇的余風在南唐繼續風行，如晚唐的姚賈體、宗白體、溫李體詩在南唐詩壇盛極一時，蔚為一代詩風。有的學者認為：“五代十國的詩歌主流大致有二：其一學白居易，中原各朝及各藩國臺閣詩人多趨此體，其二學賈島及其變體鄭谷等，廬山、湖湘、荊渚等地隱逸詩人多走此路。”五代十國的詩歌創作上承晚唐，下啟北宋，有著承先啟后的作用，它在中國古代詩歌發展史上是一個相當重要的階段，而此時期詩歌創作成就最著的南唐詩壇，最能代表五代十國的詩歌創作主流，南唐詩壇上的兩個大的流派“姚賈體”、“白體”基本上成了五代十國時期詩歌創作的主旋律，集中體現了此時期的詩壇風貌。這一格局的形成，有著特定的歷史因素和詩人的心態、人格因素。

　　“姚賈體”詩人群的形成是由于當時的政治環境造成的。如上所述，由于南唐上層統治者不作為的原因，也導致了一些雄心勃勃的文士的失望、失落、苦悶，從此，建功立業、一展抱負的宏愿也隨之化為泡影。這類詩人中，韓熙載是較為典型的一位。這些士人的壯志難酬的苦悶反映到詩作上，便是寫一些逃避現實、吟詠性情、內容細瑣、視界狹小的詩，師法姚合賈島詩風。

　　三

　　學者賀中復先生認為，“五代十國時期存在著規模可觀的宗白詩風，其勢力和影響都遠遠超過了學姚賈、效溫李者，從而代表了此時期詩歌的基本創作傾向。”此說堪為不爭的事實，而南唐詩壇的宗白詩風集中體現了五代十國時期的宗白詩壇概貌。南唐的社會現實又把本國詩壇的宗白詩風推向了極致。

　　南唐詩壇的宗白詩風集中體現在兩個大的方面：師法白居易的吟詠懷情和次韻酬唱。南唐的白體詩壇的主要奠基者是李建勛、孫魴、沈彬，后經徐鉉、馮延巳、江文蔚、喬匡舜諸人的搖旗吶喊，鼎力奉行，終在南唐詩壇蔚成風氣。此種宗白詩風的形成像以上所論的“姚賈”體詩人一樣，也是由于當時歷史的和詩人自身的原因，詩人們普遍感到理想幻滅，由原先的建功立業轉向知足保和、寄情花鳥風物、宴游逸樂，去表達自己的一種閑適情懷。

　　詩人由于理想的幻滅而沒有了在詩中抒發抱負的基礎，便轉而吟詠人世間的瑣屑之事，于是，應酬贈答、次韻唱和便成了詩歌的主旋律，體現出白詩的一個主要特征，在這類宗白詩人中，徐鉉諸人的詩創作最具典型性。翻開徐鉉的詩作，特別是他在南唐時的300多首詩里，幾乎全部是應酬贈答之作。在這些吟詠性情和次韻酬唱的詩作中，幾乎全是對人生的感嘆和對自然景物的描摹，形成卑弱的詩格與衰微的詩風。此種詩風反映了整個五代十國時期的詩壇概貌。

　　綜上所述，在五代十國時期，南唐的相對穩定局勢、優禮文士政策和君主的喜好詩文，導致了詩壇的興盛，擁有詩壇霸主地位；而南唐詩壇“姚賈體”詩和“白體”詩又最能代表五代十國時期的詩創作，成為當時的詩歌主流，所以說，在此種意義上，南唐詩代表了五代十國詩歌創作的最高成就。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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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司馬光.資治通鑒·卷第一百四十六[M].長沙：岳麓書社，1989.

　　[3]陸游.南唐書·卷一[A].叢書集成[C] .北京：中華書局，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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