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破山河在，

　　城春草木深。

　　感時花濺淚，

　　恨別鳥驚心。

　　烽火連三月，

　　家書抵萬金。

　　白頭搔更短，

　　渾欲不勝簪。

　　杜甫詩鑒賞

　　唐肅宗至德元載（756）六月，安史叛軍攻下唐都長安。七月，杜甫聽到唐肅宗在靈武即位的消息，便把家小安頓在鄜州的羌村，去投奔肅宗。途中為叛軍俘獲，帶到長安。因他官卑職微，未被囚禁。《春望》寫于次年三月。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開篇即寫春望所見：國都淪陷，城池殘破，雖然山河依舊，可是亂草遍地，林木蒼蒼。一個“破”字，使人怵目驚心，繼而一個“深”字，令人滿目凄然。司馬光說：“‘山河在’，明無余物矣；‘草木深’，明無人矣。”（《溫公續詩話》）詩人在此明為寫景，實為抒感，寄情于物，托感于景，為全詩創造了氣氛。此聯對仗工巧，圓熟自然，詩意翻跌。“國破”對“城春”，兩意相反。“國破”的頹垣殘壁同富有生意的“城春”對舉，對照強烈。“國破”之下繼以“山河在”，意思相反，出人意表；“城春”原當為明媚之景，而后綴以“草木深”則敘荒蕪之狀，先后相悖，又是一翻。明代胡震亨極贊此聯說：“對偶未嘗不精，而縱橫變幻，盡越陳規，濃淡淺深，動奪天巧。”（《唐音癸簽》卷九）。

　　次聯以下轉言春望之情。“感時”承上二句，而“恨別”啟下。“感時”、“恨別”二句概括深廣，痛心于國破、憂思于家室，家國命運在這里得到了統一。看花濺淚，聞鳥驚心承“城春草木深”而來，“感時”是感春之時，也是感家國殘破之時，也是感離家長久之時，故而引出“恨別”來。三聯從國事引出家事。

　　詩的這前四句，都統在“望”字中。詩人俯仰瞻視，視線由近而遠，又由遠而近，視野從城到山河，再由滿城到花鳥。感情則由隱而顯，由弱而強，步步推進。在景與情的變化中，仿佛可見詩人由翹首望景，逐步地轉入了低頭沉思，自然地過渡到后半部分——想望親人。“烽火連三月”是說戰亂長久，戰火持續“ 三個月”了。至德二年（757）三月，詩人杜甫正陷在安祿山及其叛軍所占據的長安城。三月的春天并未給詩人帶來快樂，戰火連綿，國家危機日益深重。

　　“家書抵萬金”是說音信隔絕，擔憂家庭命運。戰火紛飛，時局緊張，遠在鄜州的家屬，音信早已斷絕，詩人擔憂他們的命運，渴望能得到他們的消息。上句傷于國事是應“感時”，下句懷念家人是應“恨別”。

　　結聯刻劃自我形象以抒憂時傷春之情。烽火遍地，家信不通，想念遠方的慘戚之象，眼望面前的頹敗之景，不覺于極無聊賴之際，搔首躊躇，頓覺稀疏短發，幾不勝簪。“白發”為愁所致，“搔”為想要解愁的動作“更短”可見愁的程度。這樣，在國破家亡，離亂傷痛之外，又嘆息衰老，則更增一層悲哀。這首詩在寫作上，結構嚴謹，一環緊扣一環。一、二句描寫長安的春景（起）；三、四句表達感時恨別之情（承）；五、六句寫戰事阻隔，不見家書（轉）；七、八句表現憂愁蒼老（合）。尤其是三、四兩句，上句承上聯“國破’的現實，下句啟下聯“恨別”的苦境，可謂天衣無縫，恰到好處。

　　宋人司馬光說：“古人為詩貴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而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也。近世詩人惟杜子美最得詩人之體。如‘國破山河在’云云，‘ 山河在’，明無余物矣；‘草木深’，明無人矣；花鳥平時可娛之物，見之而泣，聞之而悲，則時可知矣。

　　他皆類此，不可遍舉。”（《續詩話》）。的確，言簡意賅，語言精煉正是本詩的特色，也是詩人一貫的創作風格。

　　“白頭”，因憂時感事而愁白了頭發；“搔更短”，從表現心理的典型動作上寫他心煩意亂的情狀。“渾欲不勝簪”，頭發越搔越少，簡直連發簪也插不住了，鮑照《擬行路難》之十六有“白發零落不勝簪”句，詩人化用此句，抒寫他的懷家憂國之情，更顯深沉、哀痛。

　　全詩緊扣“望”字，層層深轉，情景交融，曲折細膩，反映了詩人熱愛國家、眷念家人的美好情操，意脈貫通而不平直，情景兼具而不游離，感情強烈而不淺露，內容豐富而不蕪雜，格律嚴謹而不板滯，以仄起仄落的五律正格，寫得鏗然作響，氣度渾灝，因而一千二百余年來一直膾炙人口，歷久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