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與王安石，一對政治上持不同觀念的對手。他們的矛盾，始于熙寧二年(1069 年)宋神宗積極推行王安石變法開始的。因為在這之前，老蘇寫《辨奸論》，矛頭直指王安石，蘇東坡和弟弟子由都認為老蘇責罵得太重。但事實是，正是王安石變法產生的嚴重后果，徹底打消了蘇軾對于王安石的幻想，把他們逼向了政治的對立面，簡單來說，可以把這一對立面歸納為為朝與為民的對立。

　　改革開放以來，不斷有研究學者對蘇軾與王安石的關系(這其中還包括引申到后期的新學與蜀學之爭)進行分析研究，縱觀這一段時期以來的研究，筆者發現，其爭議的核心主要放在蘇軾與王安石政治主張不同，價值觀的差異，以及由這兩人的關系引申出來的老蘇與王安石的關系問題;司馬光、韓琦、富弼等仁宗時期的重臣與王安石、呂惠卿、李定、章惇等神宗時期以及神宗后期的重臣之間的對抗問題，從現有發表的學術期刊以及著作來看，這些問題都已經被廣大學者所研究到了，并且觀念的碰撞還是相當激烈以及精彩的，本文擬從改革開放以來學者們對于蘇軾與王安石的關系問題的態度的研究成果來做報告綜述。

　　一、蘇軾與王安石至死不和說

　　關于蘇軾與王安石至死不和這樣的說法是最為傳統的觀點。翻看2000 年以前的相關論文，至死不和說頗為多見。因為蘇軾與王安石處在不同的政治集團之中，他們的政治主張是不一致的，在王安石變法之中唯一得到蘇軾認可的就是免疫法，其他諸如最為人所熟知的均輸法、市易法、青苗法等都得到蘇軾的全盤否定。尤其是最令人熟知也令蘇軾最痛恨的青苗法，發展到了后期變成了強迫貸款，這種“苛政猛于虎”式的后果使農民情愿收成不好或者遇到自然災害也不愿意豐收，農民豐收的后果是被迫繳以前欠下的稅以及利息，甚至到了販賣妻兒、坐牢，為他作擔保的鄰居也搞得家破人亡。

　　在這樣的背景下，蘇軾再也坐不住了。照道理來說，1069 年2 月至1070 年末的蘇軾在朝中擔任史官的小職，他是沒有權力去參與王安石變法的。但在這個時候，蘇軾還是冒著風險呈上了他的《御試制科策(并問)》和《擬進士對御試策(并引狀問)》，其矛頭直指新法中的青苗法，其后又呈上《上神宗皇帝萬言書》，其中提到了自己的主張“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聽舀太廣，進人太銳，愿陛下鎮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后應之?！边@直接導致了蘇軾與王安石的關系走向了公開破裂，之后蘇軾就去了杭州做通判。

　　這里還需要補充一點，也是歷來學術上爭議的焦點，就是《辨奸論》的真偽問題，筆者翻閱了與至死不和說相契合的論文，大多數都認為《辨奸論》是老蘇自己的真跡，并且有些論證是以《辨奸論》為真的前提下展開論述的。

　　關于蘇軾與王安石至死不和說，比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就是 1980 年蘇軾研究的大家———現在的四川大學教授曾棗莊先生在文學評論上發表過的一篇名為《蘇軾< 與滕達道書> 是“懺悔書”嗎》的論文。文中明確提到的結論就是“我們應當如實承認蘇軾一生都反對王安石變法，但一生也都堅持自己的豐財，強兵，擇吏的革新主張?！?/p>

　　1990 年閻笑非先生在齊齊哈爾師范學院學報上刊發了名為《試談蘇軾與王安石關系》一文，則更加激進地對蘇軾與王安石的友好關系加以徹底否認，其觀點頗有新意，很值得一看。閻先生在他的結論中談到：“蘇軾與王安石并沒有什么私人友誼，蘇氏父子兄弟同王安石之間結怨很深。蘇軾同王安石結怨并不始于熙寧年間，其根本原因也并不在于政治原則方面的分歧，而是出于封建地主階級文人因爭奪名利而相輕乃至嫉妒的心理。蘇軾雖然是以全面否定新法的姿態批評新法的，但批評中有分析，也有所肯定。而對王安石其人則不然，蘇軾對王安石是堅決反對，徹底反對，終生反對的，直至王安石死后仍是如此。而王安石為封建社會中杰出的地主階級思想家、政治家，雖然不可能完全擺脫那種時代風習的影響，但從他對待蘇氏父子兄弟看來，他還是比較有胸懷、有政治家風度的。從現象上看，蘇、王之間雖然有過一、二次書信往還，詩詞唱和，但這些根本談不上什么私人友誼。” 從閻笑非先生的觀點來看，蘇軾與王安石之間的矛盾并不是某一點上的矛盾，而是從根子里徹底就是一對矛盾的個體，是嫉妒心理。他們的至死不和是徹底的，也是無法修復的。

　　接下來，萬斌生在江西社會科學2002 年第2 期發表的名為《蘇軾在王安石變法運動中的階段性表現》的論文中提到了一些具體的看法，他認為在“仁宗嘉佑年間，蘇軾與王安石變法思想有嚴重分歧。” “這一階段，蘇軾與王安石的分歧，集中在變法思想上。由于對變法的取向不同，緩急各異，雙方的分歧是原則性的。”而到了“神宗熙寧年間，蘇軾全面反對王安石的變法實踐。” “蘇軾公開反對新法并對新法進行了全面批評，完全站到了王安石的對立面，成為保守勢力反對新法的急先鋒。” 文末，作者的觀點就是“蘇軾至死都未能改變反對王安石變法的根本態度”

　　胡金旺老師在2012 年第二期《蘭州學刊》發表了一篇《蘇軾與王安石在< 尚書> 詮釋上的分歧》，選取了一個非常巧妙的角度，從兩人對待儒家經典《尚書》的態度來研究兩人根本的矛盾，蘇軾從情出發，王安石從智出發。即：“蘇軾在< 尚書> 詮釋上對王安石的批判是以其哲學思想為基礎的，其中的分歧是二人的哲學思想在經學詮釋中的必然反映?！笨梢钥闯?，兩人對待經學的不同態度是他們無法調節的根本矛盾，通俗點來說，他們并不屬于同一個世界。

　　到了2015 年，方蔚在第二期的《文學教育》上發了一篇名為《從“從公一句十年遲”看蘇軾王安石之恩怨》。首先，作者肯定了蘇軾與王安石的不和是不可調和的，“無論是作為政治家的王安石，還是文學家的王安石，蘇軾都予以措辭嚴厲的批判?！逼浯?，作者認為過往的研究者多數認為蘇軾與王安石的恩怨主要問題在于王安石而非蘇軾，而文中作者也談到了蘇軾的問題，這是很有新意的，作者認為“蘇軾的確不是一個趨炎附勢的小人，他有自己的人生哲學與政治觀念，然而他‘以高才狎侮諸公卿’，以至于得罪了不少人。在朝廷的爭斗中，往往無人伸出援手，這固然是因為蘇軾不結黨營私，但也因蘇軾所做所言常常任性隨意，并不適于政壇。而且就政治才能而言，蘇軾并無行之有效的治國為民的主張措施，亦無精于人事的政治謀略。”那么，這里就把蘇軾政治謀略上的不足給放大了，當然筆者認為蘇軾的政治主張并非沒有，并且還有不少?？v觀蘇軾文集(孔凡禮點?！短K詩文集》，中華書局出版，1986 年3 月第一版)，其中提到蘇軾政治主張的文章諸如《儒者可與守城論》、《王者不治夷狄論》等論說，只是蘇軾除了地方官之外，在中央做官的機會太少，更比不上做上宰相的王安石。

　　從以上列舉的相關論文來看，蘇軾與王安石的至死不和說還是應當受到足夠的重視的，他們是下一章亦敵亦友說的源泉，也是蘇軾與王安石關系的一個主要的研究方向，未來值得拓寬的空間還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