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對儒、道、釋的融合

　　蘇軾在政治上奮發有為、希望實現他經世濟民的政治思想時，曾經批判過釋、道思想；但在他處于逆境時，即經世濟民的政治理想難以實現而個人又遭受到排斥打擊時，則又更多地接受清靜無為、超然物外的思想，在釋、道思想中找到精神的寄托。在《醉白堂記》一文中，他借稱頌韓琦來表現自己的處世態度：“齊得喪，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萬物而與造物游，非獨自比于樂天而已。”這完全是用莊子“萬物齊一”的思想來求得精神上的解脫。而在《超然臺記》一文中，他通過推究人們“樂少悲多”的原因來闡發和推崇那種超然物外的思想時說：“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彼游于物之內，而不游于物之外。”他認為如果認識到美惡齊一，無所謂“去取之擇”。就可以“游于物之外”了。而他之所以能“無往而不樂”，“蓋游于物之外也”，可見他的樂天派的性格和生活態度，確實跟莊子齊生死、齊得喪、等富貴的思想是分不開的。

　　他極力調和儒學和佛、老思想之間的差別和矛盾。他認為佛、老思想同儒家思想并不是完全對立的，而有其相通之處。在《上清儲祥宮碑》一文中，他說：“道家者流，其道以清靜無為為宗，以虛明應物為用，以慈儉不爭為行。合于《周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他批評《史記》中所說莊子詆訾孔子之徒是并不真正了解莊子，實際上“莊子蓋助孔子者”。在《南華長老題名記》一文中，他甚至認為“儒釋不謀而同”，“相反而相為用”，并且肯定南華長老所認為的佛家雖是出世的，但與入世的儒家實際相通不悖的思想——“宰官行世間法，沙門行出世間法，世間即出世間，等無有二”。本來是很不相同的。他卻極力調和，可見他在自己的思想中是要努力使儒、釋、道三家熔于一爐。對韓愈他是十分尊崇的，卻批評他固守孔孟而不能吸收佛、老之學。他說：“韓愈之于圣人之道，蓋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樂其實。何者?其待孔、孟甚尊，而拒佛、老甚嚴。”

　　蘇軾盡管懷抱著“致君免舜”的理想，但現實卻難盡如人意。那么，如何解決理想與現實的種種矛盾?蘇軾的回答是：淡化功名意識；守著“用舍由時，行藏在我”的隨機應變的人生哲學；抱定“樂天知命”的處世態度。蘇軾的人生思考超出凡俗，儒家的入世和有為。引導他熱愛生活和人生；道家的無為特別是莊子的齊物論，又使他在逆境中淡泊名利，顯得從容自如；佛家的靜達圓通，則啟迪他走向圓融和通達。

　　其實不僅僅是蘇軾，從歷代文學家的身上，從他們剛正不阿清廉正直的人格上，我們可以悟出做人的道理，處事的妙章：“以儒治世，以佛治心，以道治身。”

　　(選自《論蘇軾對儒佛道三家思想的吸收與融合》，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