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對儒、道、釋的融合
蘇軾在政治上奮發有為、希望實現他經世濟民的政治思想時,曾經批判過釋、道思想;但在他處于逆境時,即經世濟民的政治理想難以實現而個人又遭受到排斥打擊時,則又更多地接受清靜無為、超然物外的思想,在釋、道思想中找到精神的寄托。在《醉白堂記》一文中,他借稱頌韓琦來表現自己的處世態度:“齊得喪,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萬物而與造物游,非獨自比于樂天而已。”這完全是用莊子“萬物齊一”的思想來求得精神上的解脫。而在《超然臺記》一文中,他通過推究人們“樂少悲多”的原因來闡發和推崇那種超然物外的思想時說:“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彼游于物之內,而不游于物之外。”他認為如果認識到美惡齊一,無所謂“去取之擇”。就可以“游于物之外”了。而他之所以能“無往而不樂”,“蓋游于物之外也”,可見他的樂天派的性格和生活態度,確實跟莊子齊生死、齊得喪、等富貴的思想是分不開的。
他極力調和儒學和佛、老思想之間的差別和矛盾。他認為佛、老思想同儒家思想并不是完全對立的,而有其相通之處。在《上清儲祥宮碑》一文中,他說:“道家者流,其道以清靜無為為宗,以虛明應物為用,以慈儉不爭為行。合于《周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他批評《史記》中所說莊子詆訾孔子之徒是并不真正了解莊子,實際上“莊子蓋助孔子者”。在《南華長老題名記》一文中,他甚至認為“儒釋不謀而同”,“相反而相為用”,并且肯定南華長老所認為的佛家雖是出世的,但與入世的儒家實際相通不悖的思想——“宰官行世間法,沙門行出世間法,世間即出世間,等無有二”。本來是很不相同的。他卻極力調和,可見他在自己的思想中是要努力使儒、釋、道三家熔于一爐。對韓愈他是十分尊崇的,卻批評他固守孔孟而不能吸收佛、老之學。他說:“韓愈之于圣人之道,蓋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樂其實。何者?其待孔、孟甚尊,而拒佛、老甚嚴。”
蘇軾盡管懷抱著“致君免舜”的理想,但現實卻難盡如人意。那么,如何解決理想與現實的種種矛盾?蘇軾的回答是:淡化功名意識;守著“用舍由時,行藏在我”的隨機應變的人生哲學;抱定“樂天知命”的處世態度。蘇軾的人生思考超出凡俗,儒家的入世和有為。引導他熱愛生活和人生;道家的無為特別是莊子的齊物論,又使他在逆境中淡泊名利,顯得從容自如;佛家的靜達圓通,則啟迪他走向圓融和通達。
其實不僅僅是蘇軾,從歷代文學家的身上,從他們剛正不阿清廉正直的人格上,我們可以悟出做人的道理,處事的妙章:“以儒治世,以佛治心,以道治身。”
(選自《論蘇軾對儒佛道三家思想的吸收與融合》,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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