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作為一代文化領袖，在流放嶺南期間，對嶺南文化的發展和進步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以下是小編整理的蘇軾在嶺南寫的詩詞，歡迎閱讀。

　　《惠州一絕》

　　蘇軾

　　羅浮山下四時春，

　　盧橘楊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顆，

　　不辭長作嶺南人。

　　【拓展延伸】

　　蘇軾與嶺南文化

　　1、 講學明道，普及教化。

　　趙宋文化以文官制度為基礎。肇始于隋代的科舉制度在這時得到了充分的運用。就這一制度本身來說，除了為歷代王朝造就一批又一批的官僚外，更重要的，它還造就了一個經由科舉教育培養出來的士人階層或者說文化階層，并在此制度框架下對整個士人階層的思想、價值觀、知識結構發生著塑造作用。而蘇軾正是這種文化培育出的一代杰出人物之一。因此他自然而然地首先想到了講學明道，普及教化。

　　他曾考察過儋州的辦學情況，在儋守張中的支持下，會同海南后學，捐錢作屋，名之曰“載酒堂”，作為文化傳播的驛站。他熱心培養后學，許多學子也不懼政治迫害，浪大風急，路途艱險從他學習。

　　2、 推廣先進技術和文化。

　　蘇軾還把中原先進的生產技術、科學知識、生活經驗帶到了嶺南。他把中原的先進農具秧馬介紹到了嶺南。廣州近海，飲水咸苦，他同道士鄧守安一起積極張羅將蒲澗山滴水巖的泉水引入廣州城，解決了市民飲水困難。儋州百姓以溪水做飯，很不衛生，他知道人們挖井，飲用井水，等等。

　　作為杰出文學家、書畫家和學者的蘇軾，在被貶嶺南之前早已聲名遠播，其詩文不僅在中原一帶廣泛傳誦，而且在高麗、遼國等地也擁有眾多讀者，對北宋制下的嶺南的影響自不待言。

　　3、 移易民俗中落后的部分。

　　對嶺南文化習俗的落后部分，蘇軾盡力勸說以官吏、儒生、僧道等為代表的地方文化階層加以改易，積極倡導先進文明的民風。

　　海南人煙稀少，氣候炎熱，人們獲取食物相對容易，長期以來形成了重漁獵，喜經商，輕農業的民風。蘇軾《和陶勸農》詩序云：“海南多荒畝，俗以貿易為業，……。予既哀之，乃和陶淵明《勸農》詩，以告其有知者。”他認為漢族人能做的事，黎族人也能做。

　　海南人極端重男輕女，讓女子像奴隸一樣勞作，男子在家坐享其成，致使許多家庭讓女子長期服役，年紀很大了仍不給找婆家。蘇軾曾對此咨嗟再三，力求移風易俗，雖一時未能改變這一頑固的習俗，但他的努力在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后來這一陋俗逐步被人們拋棄了。 嶺南巫風極盛，當地人信巫不信醫。其文《書柳子厚牛賦后》云：“嶺外俗皆恬殺牛，而海南為甚……病不飲藥，但殺牛以禱，富者至殺十數牛。……以巫為醫，以牛為藥。……哀哉！”蘇軾通曉醫術，一方面治病救人，一方面勸導他們改變觀念。

　　嶺南有著深厚的苗蠻文化的根基和完整的民族文化傳統。蘇軾的人生思想以儒立身，以佛治心，以道養生，可以說是將中原地區各類代表文化很協調地雜糅于一身。他身上原有的文化在長期的嶺南生活中得到了新的洗禮和碰撞，從而成就了他曠達的性格和臻于圓熟的“處窮之道”。

　　同時嶺南對蘇軾有著深刻的影響。

　　1、 嶺南奇麗多姿的風光喚起了蘇軾對大自然的回歸和對性命義利的思考。

　　蘇軾從紹圣元年十月二日正式到達惠州，到紹圣四年四月十九日啟程赴儋州，在惠時間是兩年又七個多月。在這里，他有過艱難的處境和困窘的生活。然而，這里的秀美風光以及其時他與王朝云風流繾綣的.愛情、與友朋的詩酒唱和、種藥澆蔬的賦閑生活，使惠州謫居期間成為他生活最豐富、思想感情最復雜的時期。林語堂先生更在《蘇東坡傳》中把蘇軾謫居惠州的一段時光名之為“仙居”。

　　2、 嶺南淳樸的民風，使蘇軾受到熏染，開始了對自身文化的反思。

　　嶺南人淳樸爽朗，胸無城府，充滿著自然的率真和生性本能的張揚，表現出對生命本體的尊崇和對人的個體價值的強烈追求。”老人孩童、青年男女都生活在自身的協調安適中。蘇軾在厄運中仍能堅定人生信念，正是因為他在嶺南文化的濡染下，不再把功名利祿看作作高的人生價值，而把內在的功業，即心靈感受和精神自由當作衡量人生價值的準繩。由此，其人生觀、價值觀進入了新的境界。

　　3、 坦然面對困厄的“處窮之道”的圓熟。

　　嶺南時期是蘇軾人生的最低谷。已近花甲之年的他，遭此厄運，大有日暮途窮的悲涼。但是，也是在這個時期，在中原文化和嶺南文化的雙向交流和融合碰撞中，他的“處窮之道”臻至圓熟，為他贏得了“善處窮”的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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