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１０３７～１１０１），宋代文學家、書畫家。字子瞻，一字和仲，號東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屬四川）人。出身于寒門地主家庭。幼年承受家教，深受其父蘇洵的熏陶，母程氏也曾“親授以書”。既長，“學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蘇轍《東坡先生墓志銘》）。

一、生平與思想

　　蘇軾首次出川赴京應舉，次年與弟轍中同榜進士，深受主考歐陽修賞識。后因奔母喪回蜀，嘉祐四年始沿長江、經江陵再度赴京。嘉祐六年應中制科入第三等，授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這期間蘇軾針對財乏、兵弱、官冗等政治弊端，寫了大量策論，要求改革。

　　蘇軾鳳翔任滿，其父蘇洵于汴京病故，他扶喪歸里。熙寧二年（１０６９）初還朝任職。其時神宗用王安石變法，蘇軾的改革思想與王安石的變法主張有許多不同。如王安石主張“大明法度”，多方理財，并迅速向全國推行新法。蘇軾則強調擇吏任人，而反對“以立法更制為事”（《策略》第三）；主張“節用以廉取”，而不贊同“廣求利之門”（《策別》十八）；他還提出“欲速則不達”，“輕發則多敗”，在興革步驟上力主穩健，因此，他連續上書反對變法。由于意見未被采納，請求外調，自熙寧四年至元豐初期他先后被派往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地方官。在這期間，他曾經懲辦悍吏，滅蝗救災，抗洪保堤，對邑政進行了某些改革，收到了“因法便民”之效。

　　蘇軾不滿意變法，尤其當看到新法推行中的流弊時，“不敢默視”，時時“緣詩人之義，托事以諷”（《東坡先生墓志銘》）。王安石罷相后，何正臣、李定等新進官僚卻從蘇軾詩文中深文周納，羅織罪狀，彈劾蘇軾“指斥乘輿”、“包藏禍心”，因于元豐二年（１０７９）把他從湖州逮捕，投入監獄，勘問他誹謗朝廷的罪行，這就釀成北宋有名的文字獄“烏臺詩案”。經過幾個月的折磨，蘇軾僥幸被釋，謫貶黃州。在元豐時期的貶斥生活中，他雖被迫表示要閉門思過，但并未緘口擱筆，他仍然關心現實，同情人民，寫了不少有價值的作品。元豐七年，蘇軾改貶汝州，離黃州北上時，路經金陵，曾拜會退休宰相王安石。兩人政治見解雖有分歧，但還保持了私交，共游蔣山，互相唱和。

　　元豐八年神宗病死，哲宗年幼，高太后臨朝，起用舊黨司馬光執政，蘇軾被調回京都任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知制誥等職。他不同意司馬光“專欲變熙寧之法，不復校量利害，參用所長”。在罷廢免役法問題上與舊黨發生分歧。蘇軾認為差役免役“二害輕重，蓋略相等，今以彼易此，民未必樂”（《辯試館職策問札子》），這又引起了舊派疑忌，元祐四年，出知杭州。六年召回，賈易等人尋隙誣告，蘇軾“七上封章乞除一郡”，先后被派知潁州、揚州、定州。蘇軾在杭州，曾減賦賑荒，掘湖修堤；在定州，曾整飭軍紀，加強邊備。在保守氣氛充滿朝廷的時代，他仍然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不斷進行某些興革。

　　紹圣元年哲宗親政，新黨得勢，貶斥元祐舊臣，蘇軾又成為這些新貴打擊的對象，被一貶再貶，由英州（今廣東英德）、惠州，一直遠放到儋州（今海南儋縣）。盡管當時“飲食不具，藥石無有”，條件極為艱苦，蘇軾卻能“食芋飲水，著書以為樂”。并對惠州百姓和黎族人民流露了深厚的同情。直到元符三年（１１００）宋徽宗即位，他才遇赦北歸。建中靖國元年（１１０１）七月死于常州。

　　蘇軾在儒學體系的基礎上濡染佛老，他把儒、佛、老三家哲學結合起來，各家思想對他幾乎都有吸引力。他早年就“奮厲有當世志”（《東坡先生墓志銘》），很向往“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策別》第八）的盛世，具有儒家輔君治國、經世濟民的政治理想。他有志改革北宋的萎靡的積習，要求朝廷“滌蕩振刷而卓然有所立”；他主張“知命者必盡人事，然后理足而無憾”，濟時治國，“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無不為，至于不可奈何而后已”（《墨妙亭記》）。他對待人生又有超曠達觀的襟懷，認為“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王君寶繪堂記》）。能夠超然“游于物之外”，自可“無所往而不樂”（《超然臺記》）。佛老思想一方面幫助他觀察問題比較通達，在一種超然物外的曠達態度背后，仍然堅持著對人生、對美好事物的追求；另一方面，齊生死、等是非的虛無主義又有嚴重的逃避現實的消極作用。這種人生思想和生活態度，在他的創作中都有明顯的反映。蘇軾在政治道路上是坎坷的。由于他主張改革但不贊成王安石變法，因而既與變法派發生矛盾，又同維持現狀的保守派有所抵牾。再加上蘇軾為人表里澄澈，講究風節操守，不愿“視時上下，而變其學”（《送杭州進士詩序》），這就使他既不見容于元豐，更受摧折于紹圣，一生遭受很大的政治磨難，仕途曲折，歷盡升沉。然而這正好有利于他加深閱歷，擴大視野，使他在文學上獲得很大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