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蜀道難》一出，世人即以為奇。殷璠《河岳英靈集》言：“至如《蜀道難》等篇，可謂奇之又奇。然自騷人以還，鮮有此調也。”稍后孟

　　《本事詩·高逸第三》載“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師，舍于逆旅，賀知章聞其名，首訪之。既奇其姿，宴請所為文。出《蜀道難》一篇，揚眉謂之曰：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精耶?”

　　可見，即便是與李白同時及稍后的唐五代人，也認為《蜀道難》甚奇。既奇，寓意難明即是自然之理。探求《蜀道難》寓意之人代代有之，結論也異彩紛呈，概而言之，有以下四種影響較大的傳統說法：一、罪嚴武;二、諷玄宗幸蜀;三、諷章仇兼瓊;四、即事成篇別無寓意。詹锳先生在《李白蜀道難本事說》一文中辯駁頗詳，基本推翻了以上四種傳統說法，茲不贅述。詹锳先生據李白同時所作《劍閣賦》、《送友人入蜀》，認為這兩篇作品與《蜀道難》為內容相近之作，同為借送友人入蜀而抒發“蜀道難如此，功名詎可要”①的感慨。安旗先生在《蜀道難新探》一文中更明確提出《蜀道難》一文寫于開元十八年至十九年李白第一次求仕長安將離去時，并認為李白“在前后將近一年時間中，步步艱難，處處碰壁，備受蹭蹬之苦，飽嘗失意滋味”，“乃借蜀道之艱險寫世途之坎坷，抒胸中之憤懣”;“它是這時期蹭蹬失意生活的總結概括，它是郁積于心的失望、悲哀、憤懣的總爆發，它是作者在經歷一番大幻來后譜出的血淚交織的樂章”。

　　本文同意安旗先生述坎坷，抒憤懣之說，但認為，在這些情感的深處，跳動的是李白思歸懷蜀之心。茲論述如下。

　　閱讀《蜀道難》，觸目而來的是大量瑰幻奇譎的蜀地神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