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道難》中詩人大體按照由古及今，自秦入蜀的線索，抓住各處山水特點來描寫，以展示蜀道之難。下面小編給大家帶來李白《蜀道難》表現手法探析。希望能夠幫到大家。

　　《蜀道難》:李白人生的真實寫照

　　摘要 《蜀道難》寫于李白行將離京的天寶三年，它借助蜀道之難寄寓了詩人仕途艱險的感慨和懼禍身退的思想，像一面放大鏡和顯微鏡，揭露了唐王朝現實的黑暗，具有永久的藝術魅力和認識價值，是李白人生之路的寫照。

　　關鍵詞：李白 《蜀道難》 詩歌 人生

　　一 知人論世，把握主旨

　　李白的《蜀道難》體現了作者的人生之路，作者借助《蜀道難》寄寓了詩人仕途艱險的感慨和懼禍身退的思想。要搞清《蜀道難》的主題思想，首先要確認其寫作年代。

　　《蜀道難》首見于《河岳英靈集》，當作于天寶十二載之前是毫無疑問的。詩中有“西當太白有鳥道”一句，查李白行蹤(《李白詩論叢》之《李白蹤游圖》)，只有長安正當太白山之東，此詩作于居長安期間已毋庸置疑。李白自天寶元年到京至天寶三載離去，此詩究竟系于其間哪一年寫作?

　　首先，李白自言：“太子賓客賀公，于長安紫極宮一見余，呼余為‘謫仙人’，因解金龜，換酒為樂。”(《對酒憶賀監詩序》)其中未提及《蜀道難》。

　　其次，李白研究的最早資料《李公新墓碑》、《草堂集序》所載李、賀交往也未提到《蜀道難》。《李公新墓碑》是李白好友范綸之子范傳正所作，范傳正又親得李白之子伯禽“手疏”;《草堂集序》乃李白族叔李陽冰所撰，李白尚還在世。范碑李序所載應為翔實。

　　其三，李白《別內赴征》詩說：“出門妻子強牽衣，問我西行幾日歸。”知他是從東而來，并非“自西蜀入京”。

　　其四，李白二十五歲時所撰《大鵬賦》，“時家藏一本”(《李翰林集序》)。此次入京又是玄宗三詔乃至，可見并非“名未甚振”。《唐摭言》所記謬誤多也。

　　關于李白之死，《唐摭言》說：“李白著宮錦袍，游采石江中，傲然自得，旁若無人，因醉，入水中捉月而死。”而《草堂集序》說李白是因病而死。前者顯然帶有民間傳說的色彩，因此，有人說《唐摭言》是“稗官野史”，不足為憑，是不無道理的。

　　考察李白其人及其在長安的活動，我們認為：《蜀道難》應作于天寶三載，李白行將離京之時。要認識這點，就要了解李白的思想及其在長安的遭遇。

　　李白在政治上懷有“濟蒼生、安社稷”，“兼善天下”的偉大抱負，對當時一般士人趨之若鶩的科舉入仕不屑一顧。而希冀像先秦策士那樣一舉而致卿相，到皇帝身邊“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奮其智能，愿為輔弼，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事君之道成，榮親之義畢。然后與陶朱、留侯，浮五湖，戲滄州，不足為難矣” (《代壽山答孟少府書》)。一言以蔽之，他要大有作為，功成隱退。

　　天寶元年，在吳筠的薦舉下，玄宗詔李白進京。他以為施展抱負的機會來了，“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在南陵別兒童入京》)，躊躇滿志，溢于言表。初入京，“玄宗明皇帝降輦步迎，如見園綺……以寶床方丈賜食于前，御手和羹，德音褒美，褐衣恩遇，前無比儔。遂直翰林，專掌密命，將處司言之任，多陪侍從之游”(《李公新墓碑》)。皇帝的恩龐是何等的殊榮!李白積極參政，曾起草《答蕃書》，申述己見，也曾作詩諷諫，以表忠誠，如：《贈溧陽宋少府陟》早懷經濟策，特受龍顏顧;《書情贈蔡舍人雄》遭逢圣明主，敢進興亡言。此時的李白躍躍欲試，何等快活!決不會發出“嗟爾遠道之人胡為乎來哉”的悲嘆。

　　然而，這時玄宗已逐漸由勵精圖治的明君變成荒淫昏聵的享樂天子。據《資治通鑒》載：天寶三載，他曾說：“朕不出長安十年，天下無事。朕欲高居無為，悉以政事委林甫。”李林甫何許人也?《資治通鑒》說他“凡才望功業出己右及為上所厚，勢位將逼己者，必百計去之;尤忌文學之士”。請看《資治通鑒》所載：

　　天寶元年：上又嘗問林甫以“嚴挺之今安在?是人亦可用”。挺之是為絳州刺史。林甫退，召挺之弟損之，諭以“上待尊兄意甚厚，盍為見上之策，奏稱風疾，求還京師就醫”。挺之從之，林甫以其奏上云：“挺之衰老得風疾，宜且授以散秩，使便醫藥。”上嘆跎久之……

　　嚴挺之升官不成反遭貶謫。

　　天寶二年：上以右贊善大夫楊慎矜知御史中丞事。時李林甫帶專權，公卿之進，有不出其門者，必以罪去之;慎矜由是固辭，不敢受。

　　后，楊慎矜屈附了他，才得以升遷。

　　這些奸壞之事，都是犖犖大者，李白豈能不知?李白由一個傲岸不羈的布衣，一躍成為玄宗的文學侍從，名振京師，“尤忌文學之士”的李林甫豈能等閑視之?史書雖無明確記載李林甫如何加害李白的，但從李白詩中可見他對李林甫是有深刻認識的。在《古風》(五十三)中借歷史人物抨擊奸相“奸臣欲竊位，樹黨自相群”，這不正適合李林甫嗎?

　　李白積極參政的姿態，清高自負的性格，必然遭到權貴的忌恨。口蜜腹劍的李林甫自不必說，高力士的誣陷，楊貴妃的讒言，附馬張 的誹謗，史書皆有記載。使他深感“群沙穢明珠，眾草凌孤芳”。李白供奉翰林后期所作《翰林讀書言懷呈集賢諸學士》說，“青蠅易相點，白雪難同調。本是疏散人，屢貽褊促誚”，形象地道出了當時的心情和處境。這時的玄宗，用賢思想日漸淡漠，對他也日漸疏遠。“讒惑英主心，恩疏佞臣計”;“丑正同列，害能成謗，格言不入，帝用疏之”。可見，李白既不會“金距 膏學斗雞”來討好玄宗，更不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以求升遷。在這黑暗的現實里，李白的政治熱情泯滅了，討人的靈感卻如火山噴發，他相繼寫下了《行路難》、《蜀道難》、《遠別離》、《古風》等“奇之又奇”的不朽詩篇。在《行路難》中，他以歷史上曾懷才不遇的馮 、韓信、賈誼自嘲，以功成不退釀成悲劇的伍員、屈原、李斯、陸機自戒，悲憤疾呼“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他決計退身遠害，離開長安。這與他“功成身退”的初衷已不能同日而語了。如果說他在《行路難》里是借歷史人物比喻自己人生道路的坎坷，而《蜀道難》則是借蜀道進一步抒發自己在坎坷世途艱難跋涉的感受，它們是同一時期、同一心境下寫出的姊妹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