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jīng)》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千百年來，人們對它所作的詮釋不計其數(shù)，浩如煙海，問世的專著汗牛充棟，不勝枚舉。然而，對其究竟應該分為“風”、“雅”、“頌”三體，還是“南”、“風”、“雅”、“頌”四體的問題，卻依然眾說紛壇，莫衷一是。

　　分《詩經(jīng)》為“風”、“雅”、“頌”三體，最初根據(jù)《詩》有“六義”之說而來。所謂《詩》之“六義”，即“風、賦、比、興、雅、頌”。這是《毛詩序》根據(jù)《周禮。大師》“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的舊說而提出的。后代儒生對此多有詮釋闡發(fā)。如唐代孔穎達《毛詩正義》卷一指出：“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耳。”宋人朱熹亦在其《朱子語類》一書中說，風、雅、頌是“三經(jīng)”，賦，比、興是“三緯”，等等。盡管他們的說法有所不同，但實質(zhì)上都認為風、雅、頌是《詩經(jīng)》的種類，賦、比、興是《詩經(jīng)》的表現(xiàn)形式。這個觀點在孔穎達《毛詩正義》朱熹《詩集傳》以及清代人陳奐《毛詩傳疏》等專著的一再肯定張揚下，影響日大，至今仍為大多數(shù)人所認可。當代著名學者，如余冠英、高亨、朱東潤等，亦多從而不疑。持此觀點者不管有否明論，有兩點是比較一致的：第一，實際上都把《周南》和《召南》當作地名來理解。如朱熹《詩集傳》云：“周，國名；南，南方諸侯之國也。”又云：“召，地名，召公奭之采邑也。”第二，對“風詩”中《周南》和《召南》為何與眾不同地未著“風”字的問題均未能闡述清楚。如朱東潤《詩三百篇探故》認為：“不知二南本為地點，二南之樂則又以地名而名之也。”然而，如果說《周南》和《召南》是地名，并為該地之樂名，那么同屬“風詩”的其他13國（或曰11國）之樂，為何不同樣以其地名而名之，卻一定都要在國名后綴之以“風”呢？可見二南與十三國風似有所別。正是因為《詩經(jīng)》分“三體”之說有難以自圓之處，所以就不免有《詩經(jīng)》分“四體”之說脫穎而出。宋人王質(zhì)在其《詩總聞》里首先指出：“《南》，樂歌名也。”并因此把《詩經(jīng)》分成“南”、“風”、“雅”、“頌”四個種類。與其同時代的程大昌亦力倡此說，他在《詩論一》里說：“蓋《南》、《雅》、《頌》，樂名也，……《南》有周召，《頌》有周、魯、商……”生活在明清兩代交替之時的大學者顧炎武在他的《日知錄》中說得更是明白：“《周南》、《召南》，《南》也，非《風》也。”此后，治《詩》者多有從而不疑并進而論證者。如梁啟超在《釋四詩名義》，陸侃如、馮沅君在《中國詩史》中，都有較為詳細的論述。可以說，這種觀點倡導亦久，且似非言之乏據(jù)。概括一下，持此觀點者，也有兩個方面比較相同：第一，都把《周南》、《召南》和《邶風》、《邶風》、《周頌》、《魯頌》作一樣的理解，即前一字為“系其國土”，后一字為“詩之體也”。如程大昌《詩論一》云：“蓋《南》、《雅》、《頌》，樂名也，若今樂曲之在某宮者也。《南》有周召，《頌》有周、魯、商。本其所從得而還以系其國土也。”陸侃如、馮沅君的《中國詩史》更肯定地說：“若拿《周南》、《召南》的標題來與《邶風》《邶風》、《大雅》、《小雅》、《周頌》、《魯頌》對看，豈不顯然下一字為詩體，上一字為區(qū)別字？”第二，幾乎都主要運用《小雅。鼓鐘》“以雅以南，以不僭”，《左傳。襄公十八年》“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左傳。成公九年》“使與之琴，操南音”，《禮記。文王世子》“胥鼓南”，這幾條材料來證實“南”是一種樂歌名。但是，這些論證首先因缺乏能證實“以雅以南”及“胥鼓南”兩句中“南”就是“南風”或“南音”的根據(jù)而顯得未能充分。　　其次，即便運用這幾條材料證實“南”是上古的一種樂體可備一說，然而問題也就同時出現(xiàn)了：《南》作為一種樂體，它具有鮮明的地方色彩和含有特指的地理概念，并因此足以使它不需要任何“區(qū)別字”就能與當時其他樂體絕然區(qū)別開來。由此可知，今人袁梅《詩經(jīng)譯注。序》關于這種觀點“只是大體上指出了南是《詩》中獨立的一種樂歌，但是尚不確知其所以然”的說法是比較中肯的；《詩經(jīng)》分“三體”或“四體”的孰是孰非，還有待于進一步的考釋辨正。（倪祥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