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浩瀚廣袤的中國文學璀璨星空中，閃爍著兩顆明亮耀眼的星斗，它們分別是《詩經》和《楚辭》，可以說，這兩部著作是國學的精髓。雖然時光流逝已然數千年，但其偉大思想藝術光輝卻絲毫不減，伴隨著歷史車輪的轟然前行，不斷放射出更加亮眼的光芒。

　　《詩經》編成于春秋時期，共收集詩歌305篇，內容涉及政治、經濟、倫理、天文、地理、風俗、文藝等諸多方面，廣泛反映當時社會生活，被譽為“中國古代社會的百科全書”。

　　從文藝美學的角度看，《詩經》富有現實主義精神，首推《國風》中的兩周民歌，其次是《小雅》、《大雅》中的文人諷喻詩。它們在內容上的主要特征是正視現實，描寫現實、揭露現實和批判現實;在藝術上的主要特征是文風樸素，語言簡潔，比興巧妙，人物形象真實、自然而生動，生活畫面親切感人等。《詩經》開創了我國詩歌的現實主義傳統。反映現實的廣闊性，是其思想特點之一。《詩經》中的詩來自廣大的地區和階層，作者有奴隸、自由民、士兵、流亡者、乞丐、思婦、棄婦，也有從統治者內部分化出來的受打擊、排斥的貴族。他們從不同的地位、遭遇和生活感受，從各個不同社會側面廣泛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生活，展示了從西周初年到春秋中葉五六百年的生活，時間跨度之長，背景之廣闊，內容之豐富，是后來許多詩集都難以比擬的。《詩經》反映現實的深刻性，是其思想特點之二。作者大多能站在被剝削者的立場，揭露統治者貪得無厭的本質和壓迫人民的罪行，也反映了奴隸們的悲慘命運及奴隸從不自覺走向自覺的反抗過程。《詩經》通過這些描寫，真實地勾勒出周代怎樣由全盛走向崩潰沒落的歷史。

　　《楚辭》是中國戰國時代以屈原為代表的楚國人創造的一種韻文形式。戰國時代，縱橫家奔走游說，十分活躍。他們“欲以唇吻奏功，遂競為美辭，以動人主”，“余波流衍，漸及文苑，繁辭華句，固已非《詩》之樸質之體式所能載矣。”魯迅在《漢文學史綱要》中的論述，正確指出戰國縱橫家華麗鋪張的文辭對《楚辭》形成的影響。當然，“不有屈原，豈見《離騷》”(《文心雕龍·辨騷》)。楚辭是楚文化的產物，具體說來，又離不開偉大詩人屈原的創造。傳說中，岳麓書院懸有“惟楚有材，于斯為盛”之名聯。此乃一副典型的集句聯，上聯“惟楚有材”出自《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原句是：“雖楚有材，晉實用之”;下聯“于斯為盛”，則出自《論語·泰伯》“唐虞之際，于斯為盛”。傳說清嘉慶年間，時任山長袁名曜出上聯，貢生張中階對下聯。“惟”在這里是個語氣詞，“惟楚有材，于斯為盛”，是說“楚國出人才，而這里的人才又最為興盛”。與《詩經》來自民間、經過提煉加工不斷臻于完善一樣，楚辭也是在楚國民歌的基礎上，經過加工、提煉而成熟起來，有著濃郁的民族風格和地方特色。由于地理、語言環境的差異，楚國一帶自古就有其獨特的地方音樂，古稱南風、南音;也有獨特的土風歌謠，如《說苑》中記載的《楚人歌》、《越人歌》、《滄浪歌》。更為重要的是，楚國有悠久的歷史，楚地巫風盛行，楚人以歌舞娛神，使神話大量保存，詩歌音樂迅速發展，使楚地民歌中充滿原始的宗教氣氛。所有這些影響，使得楚辭具有楚國特有的音調音韻，同時具有深厚的浪漫主義色彩和濃厚的巫文化色彩。

　　《楚辭》與《詩經》二者都是我國早期詩歌中的杰作,《詩經》是我國現實主義文學的光輝起點,楚辭是浪漫主義的奠基之作。,各具特色,二者之比較在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