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雎》作為《詩經》的首篇歷來是研究《詩經》學者關注最多的，但各個階段對它的解讀都有所不同，即使同一階段也存在差異。

　　《詩經》在先秦時期被稱作《詩》或《詩三百》。漢武帝時期，隨著儒術獨尊而被尊稱為《詩經》。《關雎》因其作為《詩經》的首篇，歷來備受關注。從它產生的西周時期到現在，對它真正內涵的解讀傳承經歷了漫長的過程，由于傳統“詩學”本身所具有的復雜性和社會背景的現實性，使得歷代“詩學”對《關雎》的解讀有著多種不同的版本。《關雎》在歷代的解讀究竟經歷了怎樣的過程，本文以對各個重要歷史階段的代表性解讀來進行梳理探析。

　　一 春秋戰國時期及其以前《詩經》的“禮樂”功用

　　最早對詩歌下斷語的是《尚書・堯典》：“詩言志，歌永言”。它從“詩”的作用方面著手，顯然帶有十足的功利性。西周時期，《詩經》是“禮樂”治國的宗法制度的外部體現，主要用于諸侯貴族的祭祀、宴饗、朝聘、慶典等各種重要場合。按照當時禮法規定，具體場合演奏相應的音樂，《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記載的“季札觀樂”就是諸侯朝聘時弦《詩》、歌《詩》的場景。據《儀禮》記載，《清廟》用于周王朝的宮廷宗廟祭祀，《關雎》用于鄉飲酒禮、鄉射禮和燕禮。

　　西周至春秋戰國之際，《詩經》是幾經禮化整合傳承禮義的載體。孔子不但以《詩經》作為教科書來教授弟子，而且從多方面評價《詩經》。《論語・陽貨》篇從《詩經》的功用角度，以“興”、“觀”、“群”、“怨”說明“事君”、“事父”四種方式，《泰伯》篇則以“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把《詩經》推崇到至上的地位。《禮記・仲尼燕居》所載孔子對其論斷與《論語》文異而義同。這些美譽既著眼于個人內在的修身養性，也放眼于事父、事君的宗法制下“齊家”和“治國”，更反映出當時詩、禮、樂之間的關系及其遍及宗法制度下社會生活方方面面的重要作用。

　　《關雎》作為《詩經》的首篇，是研究評價《詩經》的各家都不能避開的，而且常把《關雎》作為整部《詩經》的綱領來研究。

　　孔子言“《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說《關雎》雖有快樂之音而不過分，雖有悲哀之情而不凄傷。“不淫”、“不傷”都處于溫柔敦厚的中正平和的程度。上博簡《孔子詩論》中也有對《關雎》中君子從“好色”到“禮”的轉變進行了較詳細的論述，這正好注解了孔子對《詩經》進行“思無邪”的概括，即《詩經》雖然有許多關于愛情的詩篇和“變風”、“變雅”等下層人民的呼吁，但最終這些都處理好了儒家所倡導的“情”與“禮儀”之間的關系，屬于最后都歸于中庸平和的情思。

　　據此，《關雎》可理解為：雎鳩和鳴的河邊，君子對“窈窕淑女”一見鐘情而對其進行熱烈追求，但因淑女的拒絕而求之不得，遭到碰壁的君子因為思慕淑女而輾轉反側不能入睡，一是對心儀的淑女充滿思念之情，二是反思自己的追求行為，于是再次追求“淑女”時，則以鐘鼓琴瑟之樂取悅于她。因為鐘鼓琴瑟本身就是禮的象征，用琴瑟鐘鼓友、樂于她，正是對淑女以禮相待之意。因而君子從好色到“反納于禮”的過程，正是禮的發現與運用過程，故而對“《關雎》之改，其思益也”的評價，就是對君子反思回歸并依禮而行的贊賞。可見，在西周至春秋戰國之際，從詩歌的功用角度出發，以禮樂文化整合下的禮教來解釋《詩經》是當時的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