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是一部詩歌總集，那么，它一共有多少篇詩歌呢?讓我們一起來了解吧。

　　詩經總共多少篇

　　《詩經》是中國古代詩歌開端，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原稱“詩”或“詩三百”，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前11世紀至前6世紀）的詩歌，共305篇，其中6篇為笙詩，即只有標題，沒有內容，稱為笙詩六篇（南陔、白華、華黍、由康、崇伍、由儀），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約五百年間的社會面貌。

　　孔子曾概括《詩經》宗旨為“無邪”，并教育弟子讀《詩經》以作為立言、立行的標準。先秦諸子中，引用《詩經》者頗多，如孟子、荀子、墨子、莊子、韓非子等人在說理論證時，多引述《詩經》中的句子以增強說服力。至漢武帝時，《詩經》被儒家奉為經典，成為《六經》及《五經》之一。

　　《詩經》內容豐富，反映了勞動與愛情、戰爭與徭役、壓迫與反抗、風俗與婚姻、祭祖與宴會，甚至天象、地貌、動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會生活的一面鏡子，被譽為古代社會的人生百科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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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歌分類

　　《詩經》中《風》、《雅》、《頌》三部分的劃分，是依據音樂的不同，也是詩經作品分類的主要依據。

　　《風》包括了十五個地方的民歌，包括今天山西、陜西、河南、河北、山東一些地方（齊、韓、趙、魏、秦），大部分是黃河流域的民間樂歌，多半是經過潤色后的民間歌謠叫“十五國風”，有160篇，是《詩經》中的核心內容。“風”的意思是土風、風謠.（十五國風：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鄶、曹、豳。

　　《雅》分為《小雅》（74篇）和《大雅》（31篇），是宮廷樂歌，共105篇。“雅”是正聲雅樂，即貴族享宴或諸侯朝會時的樂歌，大雅多為貴族所作，小雅為個人抒懷。固然多半是士大夫的作品，但小雅中也不少類似風謠的勞人思辭，如黃鳥、我行其野、谷風、何草不黃等。

　　《頌》是宗廟祭祀的樂歌和史詩，內容多是歌頌祖先的功業的。《毛詩序》說：“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這是頌的含義和用途。王國維說：“頌之聲較風、雅為緩。”（《說周頌》）這是其音樂的特點。分“周頌”31篇、“魯頌”4篇、“商頌”5篇，共40篇。本是祭祀時頌神或頌祖先的樂歌，但魯頌四篇，全是頌美活著的魯僖公，商頌中也有阿諛時君的詩[2]。

　　表現手法

　　詩經賦、比、興，是詩經的表現手法，也就是現在所說的修辭。

　　“賦”按朱熹《詩集傳》中的說法，“賦者，敷也，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就是說，賦是直接鋪陳敘述。是最基本的表現手法。如“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即是直接表達自己的感情[4]。

　　“比”，用朱熹的解釋，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明喻和暗喻均屬此類。《詩經》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變化。如《氓》用桑樹從繁茂到凋落的變化來比喻愛情的盛衰；《鶴鳴》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來比喻治國要用賢人；《碩人》連續用“葇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膚，“瓠犀”喻美人之齒，等等，都是《詩經》中用“比”的佳例。

　　《詩經》“賦”和“比”都是一切詩歌中最基本的表現手法，而“興”則是《詩經》乃至中國詩歌中比較獨特的手法。“興”字的本義是“起”，因此又多稱為“起興”，對于詩歌中渲染氣氛、創造意境起著重要的作用。《詩經》中的“興”，用朱熹的解釋，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為所詠之內容作鋪墊。它往往用于一首詩或一章詩的開頭。有時一句詩中的句子看似比似興時，可用是否用于句首或段首來判斷是否是興。例衛風·氓中“桑之未落，其葉沃若”就是興。。大約最原始的“興”，只是一種發端，同下文并無意義上的關系，表現出思緒無端地飄移聯想。就像秦風的《晨風》，開頭“鴥彼晨風，郁彼北林”，與下文“未見君子，憂心欽欽”云云，很難發現彼此間的意義聯系。雖然就這實例而言，也有可能是因時代懸隔才不可理解，但這種情況一定是存在的。就是在現代的歌謠中，仍可看到這樣的“興”。

　　進一步，“興”又兼有了比喻、象征、烘托等較有實在意義的用法。但正因為“興”原本是思緒無端地飄移和聯想而產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較實在的意義，也不是那么固定僵板，而是虛靈微妙的。如《關雎》開頭的“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原是詩人借眼前景物以興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但關雎和鳴，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間的和諧恩愛，只是它的喻意不那么明白確定。又如《桃夭》一詩，開頭的“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寫出了春天桃花開放時的'美麗氛圍，可以說是寫實之筆，但也可以理解為對新娘美貌的暗喻，又可說這是在烘托結婚時的熱烈氣氛。由于“興”是這樣一種微妙的、可以自由運用的手法，后代喜歡詩歌的含蓄委婉韻致的詩人，對此也就特別有興趣，各自逞技弄巧，翻陳出新，不一而足，構成中國古典詩歌的一種特殊味道。

　　成書過程

　　詩作來源

　　《詩經》《詩經》的作者的成分很復雜，產生的地域也很廣。除了周王朝樂官制作的樂歌，公卿、列士進獻的樂歌，還有許多原來流傳于民間的歌謠。這些民間歌謠是如何集中到朝廷來的，則有不同說法。漢代某些學者認為，周王朝派有專門的采詩人，到民間搜集歌謠，以了解政治和風俗的盛衰利弊又有一種說法：這些民歌是由各國樂師搜集的。樂師是掌管音樂的官員和專家，他們以唱詩作曲為職業，搜集歌謠是為了豐富他們的唱詞和樂調。諸侯之樂獻給天子，這些民間歌謠便匯集到朝廷里了。這些說法，都有一定道理。

　　詩經

　　尹吉甫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和文學家，《詩經》的主要采集者，被尊稱為中華詩祖。尹吉甫出生于江陽（現瀘州市），晚年被流放至房陵（房縣古稱），死后葬于今湖北房縣青峰山。房縣有大量尹吉甫文化遺存。他輔助過三代帝王，到周幽王時聽信讒言，被周幽王砍了頭，后來知道錯殺，做了一個金頭進行了厚葬，為了隱蔽別人盜墓，做了十二座墓葬于房縣東面。

　　周宣王大臣。兮氏，名甲，字伯吉父（一作甫），尹是官名。周房陵人。獫狁（古民族）遷居焦獲，進攻到涇水北岸，周宣王五年（前823），尹吉甫率軍反攻到太原，并奉命在成周（今河南洛陽東）負責征收南淮夷等族的貢獻，并在朔方筑城壘。遺物有青銅器兮甲盤。湖北有尹吉甫宗廟-----建于唐朝的著名的房陵青峰區寶堂寺，瀘州有尹吉甫撫琴臺遺址，山西平遙古城有尹吉甫點將臺、湖北有墓和墓碑遺址。

　　西周宣王時，北方獫狁遷居焦獲，進攻到涇水北岸，侵擾甚劇。周宣王五年(公元前823年)，尹吉甫奉周宣王命出征獫狁，率軍反攻到太原而返，駐防今平遙城一帶。據清光緒八年《平遙縣志》載：“周宣王時，平遙舊城狹小，大將尹吉甫北伐獫狁曾駐兵于此。筑西北兩面，俱低。”又載：“受命北伐獫狁，次師于此，增城筑臺，教士講武，以御戎寇，遂歿于斯。”曾作《詩經·大雅·烝民》、《大雅·江漢》等。

　　創作背景

　　相傳中國周代設有采詩之官，每年春天，搖著木鐸深入民間收集民間歌謠，把能夠反映人民歡樂疾苦的作品，整理后交給太師（負責音樂之官）譜曲，演唱給天子聽，作為施政的參考。

　　西漢史學家司馬遷說："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  詩經

　　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而公劉適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谷。"（《史記·貨殖列傳》）あ。由此可知，周代已是一個農業社會。這里所講的虞夏之貢雖不可信，但周代的祖居之地宜于農業卻是實情。這從"大雅"中的《生民》、《公劉》、《綿綿瓜瓞》等詩篇來看，周族確是靠著農業而興盛發展起來的。《豳風·七月》則完整地敘述出一年之中的農事活動與當時社會的等級壓迫關系。另外，在《詩經》中的《南山》、《楚辭》、《大田》、《豐年》、《良耜》以及《周書》內的《金滕》、《梓材》、《康誥》、《洛誥》、《無逸》等篇中，都有農事的記載。

　　農業的發展促進了社會的進步。周族在武王伐紂之后成為天下共主。家族宗法制度、土地、奴隸私有與貴族領主的統治成為這一歷史時期的社會政治特征。宗教信仰與社會政治融為一體。這就是《詩經》中為什么會有許多祭祀性頌詩與雅詩的社會基礎。宰我曾問孔子何謂鬼神，孔子回答說："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并且進一步解釋："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百眾以畏，萬民以服。圣人以是為未足也，筑為官室，設為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教民返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眾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禮記·祭義篇》）以此了解《詩經》中的頌詩、雅詩，便可以得其要領。

　　周代由文、武奠基，成、康繁盛，史稱刑措不用者四十年，這時可稱為周代的黃金時期。昭、穆以后，國勢漸衰。后來，厲王被逐，幽王被殺，平王東遷，進入春秋時期。春秋時期王室衰微，諸侯兼并，夷狄交侵，社會處于動蕩不安之中。反映周初至春秋中葉社會生活面貌的《詩經》，就整體而言，正是這五百年間中國社會生活面貌的形象反映，其中有先祖創業的頌歌，祭祀神鬼的樂章；也有貴族之間的宴飲交往，勞逸不均的怨憤；更有反映勞動、打獵、以及大量戀愛、婚姻、社會習俗方面的動人篇章。

　　文學是生活的反映，而生活又具有社會歷史特征。我們研究《詩經》，首先要注意產生《詩經》的歷史社會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