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年輕時寫過一首詩，名叫《悲哀的十八歲》，大意是說，后悔在十八歲時沒有做點什么，比如愛上一個人，不管她是女孩、女孩她媽還是人妻，演繹一場轟轟烈烈或者平平淡淡的愛情故事；再比如犯一個錯誤，在歲月的河邊拼命奔跑，讓浪花打濕褲腳，丟了鞋便赤腳行走，跌倒了爬起、讓淚水流成河再流進歲月……總之應該讓十八歲在人生中留下一道痕跡，不管是傷痕還是軌跡，只要能有回憶，哪怕是記憶的殘片，也強于現在什么都回想不出來、似乎根本不曾有過十八歲的人生。

　　詩寫得一般，但其想法我至今認可。這就是寫詩的人生，是青春的我和我的伙伴們青春的心態。

　　我原在造船廠當工人，偏居巢湖一隅，享受孤獨，但年輕人畢竟耐不得寂寞，便走出去尋找同道。聽說巢縣（今巢湖市）文化館有一個巢湖詩社，便找了過去，為我開門的是當時巢湖詩壇風頭最勁的青年詩人某某。當兩雙大手握到一起時，雙方均堅信這是歷史性的會見，必將書寫詩歌創作歷史新篇章。

　　詩人的狂妄自然是無邊無際，我認為那是一種健康的創作心態，并非真的無知。我們猶如一群年輕的野馬，漫無目的地奔跑，快樂地奔跑。卻有一個人給我們套上了籠頭。

　　這個人是蔡善康。說他是巢湖詩社之父或之母均恰當。他起初在文化館辦了詩歌學習班，學員們結業以后仍不愿分開，便在蔡善康的指導下組織成立了巢湖詩社。詩人的狂野與散漫絕不亞于野馬，卻在蔡善康的調教下盡展其才，雖不至一日千里，卻能夠無拘無束地揮灑才情、快意人生。

　　我可能是第一個加入詩社的非詩歌學習班出身的“外人”。隨著巢湖詩社影響力逐漸增大，加入的有才氣和名氣的詩人逐漸增多，加之詩歌學習班也沒有再辦，其成員便更加多元化，我也逐漸成為詩社的“老人”之一了。然而，無論其參加詩社有多晚、學歷有多高、年紀和名氣有多大，均一律稱蔡善康為“蔡老師”，即便他后來成為館長、局長，依然這樣稱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