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我曾經給我的詩歌愛好者朋友們說過這樣一句話：對于一個學習寫作幾近二十載，經歷了筆頭車載。廢紙如山的尚且一無是處的詩歌愛好者來說，鼓動那些尚未有沉迷于詩歌的文學青年走詩歌之路，那就是犯罪，他就是教唆犯，我不想做這樣缺德的事情，也不想當這樣的犯人。

　　長期以來，我一直固執的認為，寫作是必須有一定的靈氣和長期的堅持才能夠有一定成就的，尤其是詩歌的寫作。

　　王國維說：世故之詩人，不可以不多閱世，閱世愈深，則愈厚重。

　　詩人的氣質也一定是與眾不同的，或者超然物外，或者風流不羈，或者滄桑疲憊，或者身心俱廢，或者婉約蘊籍，或者大氣磅礴至真至純。比如陶淵明，比如唐伯虎，比如杜甫，比如李煜，比如李清照，比如辛棄疾。

　　當漫山遍野的口水詩讓那些我曾經勸阻過的詩歌愛好者們在一夜之間功成名就的時候，我惶惑。我苦悶。我難過；我曾經的固執與偏頗不知道扼殺了多少優秀的青年才俊，不知道有多少應該推前浪的后來者都被我們這樣迂腐守舊的人輕易的就擱淺在沙灘上了？

　　中國的詩歌在經過了新問個話運動之后終于出現了徐志摩。戴望舒等等詩人，又經歷了無產階級問個話大革命的洗禮，當紅寶書。忠字舞鋪天蓋地的時候，口號詩也應運而生了，像：我們的力量大如天，太陽一箭能射穿，地球一箭能踩碎，江水一口能喝干等等所謂的詩歌。問個話大革命以后的八十年代，詩人們在探索。開拓。蒙朧的旗幟下涌現了大批的優秀詩歌，舒婷的《致橡樹》北島的《回答》等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