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建安詩歌山水題材的興起，標志著華夏山水詩的發軔，除曹操的山水詩作之外，建安詩人對山水景物的觀照，更多地表現在游宴題材、女性題材等其他題材之中，山水題材以及意象方式的開啟，一詩止干一時一事的寫作方法，標志著中國詩歌從原先的言志詩體制、賦比興的表達方法向著山水詩及意象方式的轉型。

【關鍵詞】 曹操建安 山水 五言詩

　　中國的山水詩從何時開始?傳統的解釋，是認為中國的山水詩開始于謝靈運，同時，也承認曹操的《觀滄海》是第一首完整意義上的山水詩。這就出現了一個難以圓通的問題。

一、山水詩之取代言志詩的歷程

　　由于中國文化對于天地自然的重視，又由于比興手法在華夏詩歌藝術歷史中具有開山的地位，詩人在天地自然中得到使主觀情感客觀化的途徑，于是，《詩經》中多有“鳥獸草木之名”，然其中心，終在敘說詩歌的中心而非鳥獸草木；在屈原楚辭中，開始有具體的場景描寫，如《涉江》中的“山峻高而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然而風騷時代譬如文學生命的童年，雖然含納了詩體生命的全部基因，卻僅僅是作為社會人之人生歷史的一個預演，并非真正意義上的作為獨立的“人”之本身。接下來，兩漢詩人之所以不寫山水，主要是由于：兩漢詩人囿于漢大儒詩歌教化的正統觀念，其詩歌寫作多是一種政治類型化的表現，重心在儒家“類”的普泛化表現，因此，而罕有具體場景、具體事件的描寫，也就罕有具體的情感。換言之，華夏詩歌在經歷了天真爛漫、童言無忌的比興時代之后，一時失去了前進的目標，也失去了前行的動力。所以曹操之前，并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山水詩。

　　從東漢后期趙壹的《刺世疾邪詩》其一，到建安初期的孔融《臨終詩》，甚至直到曹操的早期詩作《薤露行》，共同特點：

　　1．都是言志詩，都是政治性的主題，仍然受著漢儒“在心為志，發言為詩”以及以詩歌作為政治教化載體的拘限；

　　2．都將詩歌視為一種押韻記錄的工具，因此，都用空泛的議論和敘說的方式來寫詩，都還沒有尋求到以山水景物等物體形象來表達內心感受的藝術手法。也就是說，曹操寫作山水詩的詩史依據，僅僅有遠古時代的風騷傳統，他所直接面對的漢魏詩壇，是沒有任何可資借鑒的荒漠，一切都需要曹操個人自身的探索，這也是曹操僅有的幾首五言詩移步換形，與時俱進，即以寫作時間為序，每首之間一首一個手法，首首之間的水準都極為不同的原因。

　　從建安三年《蒿里行》，出現“鎧甲生蟣虱，萬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這樣的細節描寫，開始出現帶有情感色彩的外物刻畫，到建安十一年的第三首五言詩作《苦寒行》：“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坂詰屈，車輪為之摧。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這既是軍旅戰爭題材，同時也是真正的山水景物的描寫，《苦寒行》雖然不能稱之為完整意義上的山水詩，但“羊腸坂詰屈，車輪為之摧”，“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等，卻可以稱之為完整意義上的山水詩句，這就為曹操《觀滄海》的誕生奠定了基礎——正由于曹操有一系列的詩作，才實現了由言志向抒情的轉型。一般認為《觀滄海》為曹操建安十二年北征烏桓得勝回師途中所作，正是由于有了前述的寫作經驗，曹操才體會到山水意象方式較之空洞言志的截然不同的審美效果，從而產生了這首以山水來言志抒情的名篇。

　　從《苦寒行》到《觀滄海》，曹操詩歌發生了某種飛躍，試比較兩詩之異同：

　　1．兩詩的起首，前者為“北上太行山”，后者為“東臨竭石”，都是起首就將詩人置身于一個具體的場景之中，為王夫之所說的“一詩而寫一時一事”奠定了基礎。兩詩隨后的文字，想不說具體場景都難，因為，詩人起首就將詩人與讀者的目光凝聚于某個特定的場景之中，這種寫法，已經類似后來詩歌美學所說的意境、意象。所以，曹操山水詩寫作的嘗試，其意義不唯在題材方面，而兼及意象的寫作方式。試比較趙壹《刺世疾邪詩》起首的“河清不可俟”，孔融的《臨終詩》的開頭“言多令事敗”，曹操本人早期《薤露行》開頭的言志議論“惟漢二十世”，都可以說是以四言詩的方式寫作五言詩；而曹操后期的詩作，不僅這首《觀滄海》的“東臨碣石”，《短歌行》的起首“對酒當歌”，也是同樣將作者置身于一個具體的場景之中，以后即便是多有議論，也是這“對酒當歌”中具體的、鮮活的、生動的對酒中的曹操所發出的感慨，因此，也就擁有了具象感。

　　2．在具體寫作方式上，前者多有“艱哉何巍巍”“樹木何蕭瑟”之類主觀的描述性語句，而后者除了結尾處的“幸甚至哉，歌以詠志”的卒章顯志之外，其余均為對“以觀滄海”的客觀性摹寫，在摹寫大海的同時，顯示曹操自我之胸襟懷抱。曹操開拓的建安風骨并非不言志，而是要將抽象之志，附麗在濃郁的情感上，而情感又附麗在具體的場景事件的形體之中。如明人鐘惺所評：“直寫其胸中眼中，一段籠蓋吞吐氣象。”也就是說，曹操通過“胸中眼中”的大海景物，完美地展示了他的“籠蓋吞吐”的政治胸懷。其中又包蘊著某種悲涼的人生體驗，如王夫之評《碣石篇》：“不言所悲，而充塞八極無非愁者。”一幅大海的畫圖，竟然包蘊了如此之多的內涵，這正是后來意象、意境理論之濫觴。而其中的大海描寫，又通過山木草風的細節鋪墊，使之更為細膩，如張玉轂《古詩賞析》卷八所評：“鋪寫滄海正面，插入山木草風，便不枯寂。……寫滄海，正自寫也。”曹操的觀滄海詩句，并沒有直接的比興指向，而是具有某種朦朧的暗示，沒有明確的、清晰的、功利性的指向，反而擁有了多層次的暗喻色彩：巨大的海濤將一輪夕陽吞沒，又將一輪明月推向天空的舞臺；燦爛的銀河星漢，圍繞著夜空的新主人，在海波的起伏里時隱時沒。場面如此闊大恢弘，氣勢如此超卓不群，有并吞八荒之心，囊括四海之意。這里的“日月之行”和“籠蓋吞吐”氣象，讓人聯想漢魏之際的時代風云，曹操易代革命的雄心和開創建安曹魏一代新思想潮流的偉岸。

　　3．由兩漢言志詩到曹操《苦寒行》代表的山水詩句，再到《觀滄海》的獨立意義的山水詩，是中國詩歌在漢魏之際山水題材方面的演進軌跡，但曹操寫在早些時候的《苦寒行》卻是五言詩，寫得晚些的反而為四言詩，這似乎是某種意義上的倒退，其實，漸進式的、交錯漸進式的嬗變，正是中國詩歌演進的最為正常的狀態，也是最為基本的規律。題材方面飛躍了(由言志而產生寫作山水景物題材的詩句)，而在詩體形式方面則退回到四言詩的外形，使用曹操最為嫻熟的、得心應手的詩體形式，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進一步說，曹操是以五言詩的寫作方法，來寫作四言詩，是以五言詩的內形式來改造四言詩的外形式。

　　中國詩歌發展到曹操，實在是一大轉關，兩漢言志詩的空泛、無味、冗長、沉悶，被新興的五言抒情詩所取代，詩人開始用審美的眼光看待整個世界和宇宙，于是，一山一水，一場一景，一人一事，都有了新的審美意義。同時，四言、五言也被打并為一體，曹操開始時是以四言詩的方式來寫作五言詩，后來，到寫作《觀滄海》《短歌行》的時候，則是以五言詩的體制寫作四言詩，于是，魏晉時代的四言詩，也有了新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