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欲露還藏，以藏寫露的含蓄手法，與我國傳統的繪畫中“空白”理論是密切相通的。在中國繪畫中，有時在景物之外特意留下大片空白，讓無限的空間通過畫面有限的空間中表現出來的，讓觀者從中產生無限的想象。在這種留有大片空白的畫面上，畫面中所有的物象看上去似乎都在向著那個巨大的空白也即無限的空間投射、延伸。它是“可望”的，同時又是“不可及”的;是景內有限的，又是景外無限的。與此相同，古典詩歌也是以有限表現無限來創造含蓄美，也有一個意向瞄準的目標，但又是感官不可觸及的，這就是“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而這個詩歌之外的景象的內涵，就是詩歌之內景象潛在的沉思、情感的積淀和創作主體心靈的對象化。它是形與神、物與我、情與境、有限與無限的統一體。

　　4、了無痕跡，以影寫竿

　　“立竿見影”，是指在光線的照射下，構成的“竿”和“影”的關系。古人云“審堂下之陰，而知日月之行，陰陽之變”，這就是由影而知形。古典詩人也深深感到，有些描寫對象不管如何繪形摹態，總不易寫出其神韻情致。相反地去側面著筆，倒能收到理想的藝術效果，即不去畫竿而去繪影，叫人由影而見竿。正如劉熙載所言：“山之精神寫不出，以草樹寫之。故無氣象，則精神亦無寓矣”(《藝概》)。例如賈島的《訪隱者不遇》：“松下間童子，言師采藥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處。”此詩意在借詩人與童子的問答，寫隱者的高潔情懷。巧妙的是，全詩只攝取了山中郁郁青松和悠悠白云等意象，從而以青松喻其高潔，白云則象其飄逸。而隱者就在這煙云繚繞的山間采藥，確有人在，又不見人，令人捉摸不定。其實，這環境實際上就是隱者的精神寫照，入其境也就可以知其人了，這即是由境之“影”而見隱者之人格風范。常建《題破山寺后禪院》：“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萬籟此皆寂，惟聞鐘磬音”。詩人要表現古寺的清幽雅潔，僧侶生活的清心寡欲和道業的高深，它不去直接寫僧人，寫僧人的舉止言行，而是通過幽深的曲徑，花木深處的禪房;通過鳥兒喜愛此處的山光，能澄澈人心的古潭，以及萬籟俱寂中傳來的鐘磬聲，來以影寫竿，顯得含蓄無痕。

　　顯豁

　　所謂顯豁與含蓄相反，它是用通俗的語言、直白的方式、平淡的風格去敘事抒情，點明題旨。同含蓄一樣，它也是中國古典詩歌一種極其重要的特征，無論從詩歌的風格、還是詩歌的表現手法，顯豁都具有不可取代的價值。

　　從題材上看，它以俗為雅，擴大了詩歌的題材范圍，更好地反映現實生活的豐富性和多樣性，特別是更為真實地反映了世俗生活。諸如飲茶、品酒、食粥;做夢、斗嘴，落齒、落發、足痛、打情罵俏、市井生活、小女婚嫁，乃至腹瀉、打鼾、搔背、烏鴉食蛆這些不入流的生活小事，在顯豁風格的詩歌中都有所表現。如韓愈的《落齒》：“去年落一牙，今年落一齒。俄然落七八，落勢殊未已。馀存皆動搖，盡落應始止”。對自己落齒的過程、情狀以及自己當時的心情曲盡形容，長達三十六句。梅堯臣《八月九日晨興如廁有鴉啄蛆》：“飛烏先日出，誰知彼雌雄。豈無腐鼠食，來啄穢廁蟲。飽腹上高樹，跋觜噪西風。吉兇非予聞，臭惡在爾躬。物靈必自絜，可以推始終”。將不入流的生活現象也寫入詩中。

　　從表現手法上來說，它在含蓄之外另立一宗，使反映現實生活的手段更為豐富，如前面舉過的李益的《伴姑吟》，用含蓄的手法描敘一位常當“伴姑”的姑娘想出嫁的愿望，表現的是江南女性的那種羞澀、嬌柔，也有著南朝樂府特有的纏綿婉轉，迂回含蓄。但中國如此之大民族又如此眾多，地域和民族的差異如此明顯，如果用同一種手法表現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姑娘待嫁時的心態和表現，就顯得單一而且不符合實際《北朝樂府·地驅樂》中那位想出嫁的姑娘，表達方式就完全不一樣：“驅羊入谷，白羊在前，老女不嫁，踏地呼天”。連羊都有領頭的，我怎能沒有當家人呢。我都這么大了還沒有出嫁，能不踏地呼天嗎?比起《伴姑吟》，前者曲吐情懷，迂回委婉，顯得饒有韻味;后者坦誠直率，直抒其情，更顯北方民族的剽悍剛直性格。

　　從語言上看，通俗直白的語言也具有不可替代性，朦朧含蓄的語言是一種美，淺切直白也是一種美。因為，現實生活中人們的知識層次不同、性格習慣各異，也不可能使用同一種風格、同一種知識層次的語言。文學是現實生活的反映，其語言自然也應典雅通俗各異。中國古代的著名詩人，他們都善于使用不同的語言使人物更富性格特征，描敘更富特色，例如杜甫，即能寫出“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這種格律森嚴、氣象萬千的詩句，也有“叫婦開大瓶”“回頭指大男，渠是弓弩手”這類通俗的詩句，因為后者更符合一位老農的身份;李清照有“千萬遍陽關，也則難留。念武陵人遠，煙鎖秦樓”這樣典雅的詩句，也有“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這樣通俗的口語。正如詩僧惠洪所說：“句法欲老健有英氣，當間用方言為妙，如奇男子行人群中，自然有脫穎不可干之韻”。俗語的運用，可使詩歌獲得一種張力。這無疑會激發文人們詩作歌創作的新活力，激發他們產生創作的興趣。

　　一、詩歌顯豁風格的形成原因

　　1、源于人們思想感情的豐富性和表達方式的多樣性

　　詩歌是用來反映現實生活抒發人們思想感情的。現實生活豐富多彩，它有南北的差異、東西的不同，不同年齡、不同身份、不同職業、不同教養、不同性別的人們對同一事件的處理結果和表達方式都會有所不同。人們表達思想感情的方式也是多種多樣，有的痛快淋漓、有的迂回婉轉、有的直截了當、有的拐彎抹角。因此，詩歌作為社會生活的一種反映，具有“露”和“藏”的不同和“顯”與“隱”的區別，就是一種必然。

　　2、與文學傳統有關

　　詩歌從它誕生的那一天起，就產生含蓄隱晦和直白顯豁兩種截然不同的表達方式。在中國詩歌的源頭《詩經》中就是如此：《鄘風·柏舟》中的“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就是一位姑娘面對母親的阻攔所發的誓言和感嘆，完全是口語。與此相反，《詩經·蒹葭》不僅語言雅潔，更是一種含蓄朦朧的表現手段，隱曲地表達自己的探尋和追求。《楚辭》作為中國第一部文人抒情詩集，不僅語言高度文言化，而且多用比喻和借代，“以芳草美人以喻君子，以燕雀烏鵲以喻小人”。到了漢代的樂府詩，既有《郊廟歌辭》的典雅堂皇，又有燕射、鐃歌的通俗顯豁。漢魏六朝的一些文人，既能寫出典雅婉曲的五言詩，又能寫出通俗淺切模擬樂府詩的代擬體。如曹植，他的詩歌特色是“骨氣奇高、辭采華茂”，被鐘嶸評為“上品”(《詩品》)，有著像“秋蘭被長坂，朱華冒綠池”這類精美絕倫的詩句，但他也寫過《南國有佳人》《怨歌行》、《猛虎行》、《棄婦篇》等通俗淺切的模仿漢樂府的。特別是他的《喜雨詩》：“天復何彌廣，苞育此群生。棄之必憔悴，惠之則滋榮。慶云從北來，郁述西南征。時雨中夜降，長雷周我庭。嘉種盈育壤，秋登必有成”。詩中描述一次及時雨降下的經過，表達他對民生的關懷。詩中無論是敘事還是抒情，皆是直敘其事，直抒其情，直白而顯豁。他不同于一些勸農詩，完全是主體形象“我”的述懷抒慨，標志著五言體農事詩的完全成熟。六朝時人鮑照也是如此，他的詩歌有意學習《楚辭》，不僅學習了楚辭的語匯，化用了楚辭的句意，而且繼承楚辭的悲憤情懷和婉曲達意的表現手法，風格豪放俊逸，奇矯凌厲，杜甫稱贊他是“俊逸鮑參軍”，劉熙載說是“明遠驚遒絕人”(《藝概·詩概》)，如《梅花落》：“中庭雜樹多，偏為梅咨嗟。問君何獨然?念其霜中能作花，露中能作實，搖蕩春風媚春日。念爾零落逐寒風，徒有霜華無霜質”。完全是美人芳草的表達方式。托物明志，表明下層寒士不愿順隨俗流的堅定操守。但他的代表作《擬行路難》組詩，刻意模仿民間樂府，直抒其情、直敘其事，直白而顯豁，如“其四”：“瀉水置平地，各自東西南北流;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嘆復坐愁。酌酒以自寬，舉杯斷絕歌路難。心非木石豈無感，吞聲躑躅不敢言”。唐宋以后，詩人們更是有意識追求一種顯豁直白的另類風格，有意識向民歌、民間文學學習。就從體裁上來說，從詩到詞、到曲，從傳奇到話本到小說，從雜劇到傳奇到戲曲，呈現越來越通俗化、越來越大眾化的發展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