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柳和檸條在中國的大西北很常見，就像南方隨處可見的青草和露珠一樣。紅柳、檸條編織的藝術世界和詩化的人生追求，形成了《風吹西海固》這部詩集獨有的特色。被楊梓稱為“通才、詩才、藝才、口才、干才、俠才”的王懷凌倏忽而來倏忽而去。渾身透著西海固的魅惑和神性帶著我們走入了他的詩歌世界，也許這時的他“或許在路上，在會場，在茶樓，在書房，在田間地頭……”與其說紅柳和檸條，倒不如說那正是詩人自我的寫照，雖然和他只有一面之緣，但卻留下深刻的印象。

　　20XX年的年度“十佳詩人獎”評委會對王懷凌的頒獎辭寫道：“王懷凌以其對生活深刻的洞察力和敏銳的感悟力，對生命和大地的親歷性充分地表達著他的藝術理解，體現出一個當代詩人精神的復雜性和對事物判斷的尺度，從而使他的詩一方面是縱深，另一方面是開闊的。他以‘豐富的痛苦’告訴我們這個世界鮮為人知的悲憫與真相，內省與批評。”從這里出發讓我們走進詩人王懷凌，走近他豐富的情感世界，走近他深刻的生存體驗，走近他鮮為人知的靈魂深處……

　　一、以“樹”的名義對抗苦難

　　詩人王懷凌和詩人楊梓一樣，也和詩人單永珍一樣，得益于西部這片熱土的滋養和青睞，從而得以孕育、生長，從而得以對生存的土地得以沉思默想，以及對“生于斯長于斯”的底層人民的命運的悲憫和關愛構成了王懷凌詩歌的主色調，形成了詩歌的“形式化的內容”，從最本質的意義上完成文學的時代命題和重建。正如羅崗《“讀什么”與“怎么讀”》所分析的，雖然需要在“終極意義”上將“文學”放入“社會歷史”語境之中，但“文學文本”與“社會歷史語境”之間卻是繁復多樣，靈活多樣的多重決定的關系：一方面社會歷史不單只在內容層面上進入文學文本，更重要的是它必須轉化為文學文本的內在肌理，成為“形式化的內容”，另一方面，文學在文本層面上對巨大的社會歷史內容的把握，同樣不能是“反映論”式的，而是想象性地建構新的社會歷史圖景，把文本外的世界轉化為文本內的有意味的形式。（《文藝爭鳴》2009年8月）。“形式化的內容”，正是詩歌獨特性的東西，詩歌的本質屬性，也是詩人獨有風格形成的重要藝術特征。

　　“風沒有停止和云賽跑/人沒有停止和災難賽跑/向日葵情緒飽滿的西海固/土豆儲存在窖里的西海固/紅辣椒掛在屋檐下的西海固/刀槍入庫馬放南山的西海固/宿命的西海固/神性的西海固·……”（《有關西海固的九個片斷》）

　　深秋，請把高粱、玉米、土豆，收藏殆盡/把樸素的收成和指望抱在懷中/深秋，請把蘋果、葡萄、棗子攆下樹枝/讓夕陽把柿子染紅，黑夜中迷失的人需要燈籠/深秋，請把玫瑰、水仙、狗尾巴花一網打盡/把菊花獻給遲暮的美人/深秋，請把鷹隼、子規、大雁送回故鄉/讓一只卑微的螞蚱再蹦■幾下/深秋，請拉草的馬車給婚姻讓道/我收獲了莊稼，還需要收獲春天播下的愛情(《深秋之詩》)

　　以上這些詩歌，正像楊梓在《風吹西海固》的序言中所說：“寫詩過程的境界有三個層面：一是詩人在寫詩之時有神來之筆；二是詩人在寫詩，也被詩所寫；三是并非詩人在寫，而是詩本身在寫。尤其是在第三個層面所寫的詩，會有神性的光芒不斷的閃耀。”這些詩歌，特別是第二、第三類詩歌把“形式化的內容”和“有意味的形式”結合在一起，造成詩歌繽紛的世界，詩歌的抒情本質得以完美的體現。

　　從《大地清唱》到《風吹西海固》，從少年走向青年走向中年，詩藝的追求貫穿在不懈的磨礪和溫情的述說中得以完成升華。從詩集的內容可以看出這些詩大部分是反映西海固人民生存和詩人對家鄉的深刻的體驗的篇章，沒有華美的修飾，沒有無病呻吟的做作，體現了“詩歌合為事而作”和杜詩沉郁的風格，當然，邊塞詩歌的浸染無處不激蕩在對邊地的深情謳歌中：

　　一匹馬的嘶鳴讓大地更加遼闊/一只鷹的飛翔讓天空更加高遠/一陣風吹過/隱藏在槽中的白云急切地咩咩/揭開你的鍋蓋/我就給你下鍋的肉//離神最近的就是那條神秘的暗河/離灶膛最近的是我熱烈的愛情(《邊地》)

　　因為對生活的熱愛，對生命的體悟和執著，形成了王懷凌詩歌的風貌和格調。西部的生活塑造了王懷凌，王懷凌也在一定程度上重新體認著西部的獨特：無處不在的風，失之交臂的雨，空曠的土地結出堿性的痂，樹的影子比日子還長，蹉跎的小路，干瘦的河流，暮年的村莊，挖洋芋女人，模糊的性別和面容，留守的部落，寂寞的柴門，秦長城是一截截黃土灌脹的腸子，一叢叢的刺蓬，枯河，野菊和辣椒等等。

　　固原狂風大作那是常事，風不再像南方詩人溫情的眷顧，它吹翻了很多拱棚，擊打著固原人期待收獲的夢，考驗著生命的堅韌和樂觀，王懷凌后來在他的組詩《一棵中年的果樹》中有這樣的句子：“春天里踩倒的幾棵青苗/秋天里奇跡般結出籽粒/季節原諒了我的過錯”……西海固的苦瘠生長著高亢昂揚的生命姿態，以文字觸摸現實的詩人，使這片精神高地更加奪目。王懷凌作為其中之一，懷著對生命的深刻體驗：“我們把巢筑在比樹更高的磚塊上/琪兒是這只巢里孵出的一個夢想/在夢中，她再一次展翅飛翔/兩只成年的笨鳥/嚴守盲目的生活邏輯/為生計而粗造的手在黑夜呢喃/一個詩人，用男低音歌唱/淺表的幸福和深刻的苦難”；對現實的高度關注：“這是一群被封山禁牧政策約束的羊/從它們凄涼而焦躁的叫聲中/我能聽出對草場的呼喚/和過往歲月的追憶/這些晝伏夜出的羊們/白天只能在充滿膻腥味的圈舍里等待日落/生在西海固，做一只羊也是罪孽的/因為是偷牧/這些溫順的動物，與青草和野花共舞的主角/也有了賊的稱謂”。內心情感始終與腳下的大地緊緊捆綁在一起。正因為如此才使他的詩歌具有了書齋詩人沒有的剛健之氣，古典的韻味和現代的情趣并存，質樸和溫情同在，婉約和豪放同構，構成了他詩歌的多樣性和意象的豐富性。相對于小說或戲劇，抒情詩必須在狹小的

　　文字空間平衡日常生活與高遠志向，這需要詩人作出不懈的努力。

　　二、以民間的立場作詩

　　西海固詩人群體在新的世紀找尋自己的詩壇位置。以楊梓、單永珍、王懷凌等在生活的激流和殘酷的西部邊緣找尋詩歌的發展坐標。他們執著于生活、生命、生存的意義探索，尋回日常生活的神性、人性，努力找回歷史的記憶，實踐話語和回憶之鄉。追求個性和自由，在平庸的生活中發掘非平庸的詩意。

　　很有意思的是，文藝理論家王一川先生在探索中西文學理論的融合方面做出了很有深意的探索。他在中西文論的比較中，發現了美國人類學者德雷福雷德（1876—1958）提出以都市知識分子為代表的大傳統何以鄉村為代表的民間傳統即小傳統及英國學者波蘭尼（1871—1976）發現顯性知識和隱性知識的二元結構。王一川先生把這種理論結合起來，形成顯性主傳統和隱形亞傳統，以及在兩者之間的他稱謂的若隱若現傳統。這種傳統和中國的“感興”傳統有機結合起來形成了獨有的“感興詩學”。

　　如果用這個理論看待王懷凌以及西海固詩人的創作倒是很有意味深長的意義。本土化創作的姿態，倒是寧夏文壇的實際情況：郭文斌的“節日小說”創作，帶著濃濃的華夏民族的詩意想象和傳統；南臺的喜劇小說,流露出作家深深地民族樂觀向上、敢于正視苦難的勇氣和精神；石舒清的“地方人物志”小說，迎面直撲而來，鄉俗畫面的雕刻入木三分，震懾人的靈魂的深處。王懷凌同樣也堅持本土化創作，決絕地將全球化的亦步亦趨拒之門外，以此確立自己民間情懷和地域文化特色，張揚他不羈的詩才，袒露他不屈的傲骨，彰顯他人格的魅力。

　　在《有關西海固的九個片斷》中寫出了神性的宿命的紅辣椒似的飽滿的生命形態，在《撂荒的土地》里作者不無悲傷地告訴我們：“從1999年秋天到2000年夏季漫長的秋冬春夏/像四個矯健的運動健兒/高舉著干旱的接力棒/在西部大地上疾馳/所到之處/耕牛下崗/土地荒蕪……一滴水孕育了一棵苗，地就活了/一片土地滋養了我的良心/給我一場雨/土地就可以救活整個春天”。在王懷凌的詩歌中《二道河》、《固原》、《李家莊》、《顧家川》、《苗兒溝》、《瓦亭》、《村莊的荒涼》在這些詩歌中，我們分明看到詩人的靈魂和村莊、村魂同在，和苦難、幸福共存，和不屈的精神頑強地扭結在一起。我們也從詩意的闡發中，看到若隱傳統的強大生命力創造了。

　　三、以不竭的藝術探索深挖靈魂的奧秘

　　在《冬天，我所向往的幸福生活》：“夜深人靜，我青燈黃卷的讀著/魯迅？王蒙？卡夫卡/聽遠處的狗叫和遠處風聲……偶爾下一場雪潔白的世界里，我是一個早起的人/第一個走出村子/我留在雪地上的腳印是從哪三間屋子開始的/我不希望他能走多遠/我只希望雪下得更大一些。”在這里日常生活都變成詩意的期待，變成最虔誠的祝福，希望雪水、雨水同時能滋養干旱的西北大地。

　　……詩人探索詩歌形式的美，繼承了五四以降得新詩的自由化形式，流暢質樸，耐人尋味。也有比較講究格律的詩歌存在，但并不突出，像《深秋之詩》很像聞一多先生提倡的詩的“音樂美”、“建筑美”和“繪畫美”。體現了典型的詩歌藝術的三美原則，講究詩歌的“節制和均齊”。

　　當然王懷凌詩歌的缺失是很明顯的，本土化立場的寫作，使他獲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對外來文化的決絕態度又使他難以真正地走出去。民間詩意的攫取，造成了他的剛健質樸沉郁深邃同時又使他糾結于狹小的地域空間中，很難在藝術的廣闊道路上有更大的突破，我們期待他未來的日子中能奉獻出更有風味更經得起歷史檢驗的精美詩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