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維《伊州歌》賞析

　　清風明月苦相思，蕩子從戎十載余。

　　征人去日殷勤囑，歸雁來時數(shù)附書。

　　“伊州”為曲調名。王維的這首絕句是當時梨園傳唱的名歌，語言平易可親，意思顯豁好懂，寫來似不經(jīng)意。這是藝術上臻于化工、得魚忘筌的表現(xiàn)。

　　“清風明月”兩句，展現(xiàn)出一位女子在秋夜里苦苦思念遠征丈夫的情景。它的字句使人想起古詩人筆下“青青河畔草，郁郁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蕩子行不歸，空床難獨守”的意境。這里雖不是春朝，卻是同樣美好的一個秋晚，一個“清風明月”的良宵。雖是良宵美景，然而“十分好月，不照人圓”，給獨處人兒更添凄苦。這種借風月以寫離思的手法，古典詩詞中并不少見，王昌齡詩云：“送君歸去愁不盡，可惜又度涼風天。”到柳永詞則更有拓展：“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此去經(jīng)年，應是良辰好景虛設。便縱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說！”意味雖然彼此相近，但“可惜”的意思、“良辰好景虛設”等等意思，在王維詩中表現(xiàn)更為蘊藉不露。

　　“一日不見，如三秋兮”，何況一別就是十來年，“相思”怎得不“苦”？但詩中女子的苦衷遠不止此。

　　后兩句運用逆挽（即敘事體裁中的“倒敘”）手法，引導讀者隨女主人公的回憶，重睹發(fā)生在十年前一幕動人的生活戲劇。也許是在一個長亭前，那送行女子對即將入伍的丈夫說不出更多的話，千言萬語化成一句叮嚀：“當大雁南歸時，書信可要多多地寄啊。”囑是“殷勤囑”，要求是“數(shù)（多多）附書”，足見她怎樣地盼望期待了。這一逆挽使讀者的想象在更廣遠的時空馳騁，對“苦相思”三字的體味更加深細了。

　　這兩句不單純是個送別場面，字里行間回蕩著更豐饒的弦外之音。特別把“歸雁來時數(shù)附書”的舊話重提，大有文章。那征夫去后是否頻有家書寄內，以慰寂寥呢？恐怕未必。郵遞條件遠不那么便利；最初幾年音信自然多一些，往后就難說了。久不寫信，即使提筆，反有不知從何說起之感，干脆不寫的情況也是有的。至于意外的情況就更難說了。總之，那女子舊事重提，不為無因。“苦相思”三字，盡有不同尋俗的具體內容，耐人玩索。

　　進一步，還可比較類似詩句，岑參《玉關寄長安主簿》：“東去長安萬里余，故人何惜一行書”，張旭《春草》：“情知海上三年別，不寄云間一紙書”。岑、張句一樣道出親友音書斷絕的怨苦心情，但都說得直截了當。而王維句卻有一個回旋，只提叮嚀附書之事，音書阻絕的意思表達得相當曲折，怨意自隱然不露，尤有含蓄之妙。

　　此詩藝術構思的巧妙，主要表現(xiàn)在“逆挽”的妙用。然而，讀者只覺其平易親切，毫不著意，娓娓動人。這正是詩藝爐火純青的表現(xiàn)。

岑參《虢州后亭送李判官使赴晉絳得秋字》賞析

　　西原驛路掛城頭，客散江亭雨未收。

　　君去試看汾水上，白云猶似漢時秋？

　　要讀懂這首七絕，至少要掃除兩重障礙。其一，是詩的寫作年代及其時代背景；其二，是判斷最后一句話的語氣。

　　看題目，自然是送行之作。當時的虢州城，大抵依山建筑。西原是城外一個地方。北出黃河的驛路是由城外繞山而去的。所以詩的開頭，才有“西原驛路掛城頭”的話。此句驟看是寫景，城堞現(xiàn)出了一角，遠處有重重疊疊的山，驛路在山上穿行，看來就象掛在城頭似的；其實又是在敘事，點出送行題目。再把這第一句和次句連起來讀，還可以看到一個雨中送客的場景。除了城堞聳峙，遠山一抹，驛路蜿蜓之外，江邊還有送客亭；雨景中又仿佛可以看見行人上路，主人殷殷相送。純然以寫景來敘事達情，卻又達到情景交融的藝術效果，這是作者在攝取、提煉、表現(xiàn)三方面都下了力量的最好說明。

　　然而，這首詩不能看作是一般的送客應酬之作，詩人在詩中傾注的思想感情，要比單純的送別友人深廣得多。岑參是于乾元二年（759）至上元二年（761）出任虢州長史的，那時安史之亂還沒有結束。由于戰(zhàn)亂，國土破碎，人民罹難，詩人親眼見到過的開元盛世景象已經(jīng)一去不復返了。就在這樣的背景上面，我們看到詩人感慨遙深地寫下了這兩句話：“君去試看汾水上，白云猶似漢時秋？”話里隱藏著一段典故：有一年，漢武帝劉徹到河東（今山西地區(qū)）去，祭了后土之神，又坐船在汾水上游覽、飲宴，高興起來，做了一首《秋風辭》。有“秋風起兮白云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的話。漢武帝在位五十多年，是漢朝的鼎盛時期，而唐朝從貞觀到開元一百多年間，國力之盛，比起漢武帝時有過之而無不及。安史之亂一來，卻突然落得如此可悲的局面，詩人自然是不能不有所感觸的。恰好李判官要到晉絳去，詩人于是含蓄地向朋友提出這樣的探問：“李判官呵！你到汾水上的時候，看看那里的云光山色，可還象漢武帝那個時代那樣雄偉壯麗么？”很明顯，隱藏在這兩句話后面的，是詩人對于唐帝國衰落的深沉的嘆息。漢武帝的豪情勝概已經(jīng)不可再見了，唐帝國的聲威功業(yè)難道也是這樣結束了嗎？一種對國家命運深切關懷的激情，在詩人胸中蕩漾。有了這兩句，就給這首送行詩平添許多光彩，我們喜愛它，就不僅僅因為它在藝術上的成就了。

陳子昂《登幽州臺歌》賞析

　　悲劇意識的覺醒與精神家園的積淀

　　———陳子昂《登幽州臺歌》

　　陳子昂是初唐提倡風雅，進行文風改革的重要詩人，而他最為人們熟悉的是《登幽州臺歌》。當時，陳子昂隨武攸宜征契丹，由于武攸宜不諳軍事，他曾屢次進諫，不被采納，致使屢屢失利，他心情頗為抑郁，想起當年燕昭王高筑黃金臺招賢納士的往事，感慨自己懷才不遇，壯志難酬（參照《薊丘覽古》七首可知），于是吊古傷懷，而有此詩：

　　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

　　一般的讀者很少會知道到此詩寫作的“時代背景”，但還是一讀之下，便被感動，這說明其中肯定有超越時代的東西，而不受時空的拘囿正是真正的藝術品的根本特征。實際上，在很多情況下，當我們弄清了某某作品的“時代背景”時，對它的感受反而減淡了許多，因為我們通行的“時代背景”解讀法限制了人的超時空的審美想像。

　　從超越時空的意義上看，《登幽州臺歌》已經(jīng)超出了原有的懷古意義，而是表達了深沉的悲劇意識，從中透顯出了人的“覺醒”：當你獨立于天地之間、直視生存真相的時候，就會突然發(fā)現(xiàn)，你正處于空虛與惶恐之中，你會詢問自己的價值與意義何在！“古人”和“來者”似乎皆不足為憑，過去和未來也似乎難以為據(jù)。那么，人難道就在這種困境中絕望了嗎？不，個人也許已經(jīng)沒有希望了，但“悠悠”的天道卻是永恒的。只要你將有限的生命融入到無限的天道中，你就會在“悠悠”的天道中獲得永恒。這是中國主流文化———包括儒家文化與道家文化———的共同特征，儒家文化強調個人要在向社會集體、道德本體、永恒天道的融入中獲得意義，道家文化強調個人要在向自然本體的融入中獲得意義。陳子昂的《登幽州臺歌》正與傳統(tǒng)文化的底蘊相吻合，與民族文化的深層心理結構相吻合。《登幽州臺歌》同時還表現(xiàn)了中國人的“覺醒”方式。中國人的“覺醒”是從對自己價值依據(jù)的追詢開始的，只有走過了“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的心靈歷程，人的“覺醒”意識才開始萌生。接下來的“涕下”不是哀傷和悲痛，而是覺悟了“天地之悠悠”———價值依據(jù)———之后的感動，同時也是對人生悲劇真相的審美認同。這種感受，相對于六朝人來講，昭示著初唐時期的一種新的人格的降臨；相對于中國人來講，任何時候都應該會引起內心的感動。每一次吟誦，都會使人產(chǎn)生一次思考價值、追詢價值、確立價值的沖動和渴望，中國人的價值感便是在這種無數(shù)次的沖動和渴望中積淀而成的。

　　《登幽州臺歌》同時也表現(xiàn)了中國悲劇意識的基本特征。總的看來，與西方悲劇意識相比，中國的悲劇意識并不僅僅注重暴露人的困境，更不僅僅為人描繪出一幅絕望的前景，而是在暴露困境中又彌合困境，在彰顯出絕望時又指引了出路。中國悲劇意識的這一基本特征既與中國文化的天人合一的思維方式相一致，也與執(zhí)著與超越統(tǒng)一，此岸與彼岸統(tǒng)一，形上與形下統(tǒng)一的體用不二的傳統(tǒng)哲學相吻合。《登幽州臺歌》先是以“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的吶喊暴露了人的價值困境，然后指出了融入“悠悠”“天道”的出路，而融入“天道”的方式就是在現(xiàn)實的生活情節(jié)中感受“天道”，或者說是在“天道”的觀照下來感受現(xiàn)實生活的情節(jié)。這樣，人生困境的暴露與彌合就在一首短詩中和諧地統(tǒng)一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