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古代文學史上兩位影響深遠的偉大詞人，李清照與納蘭性德所處時代雖然相距甚遠，但其在中國詞學史上留下的恢弘成就卻一直為后世所稱道。

　　縱觀中國古代文學史，作為歷朝歷代被壓迫和被束縛的女性，她們的地位一直處于為社會所同情、所期望拯救的階層。而作為廣大被壓迫女性中寥寥可數(shù)的女性作家，她們能夠在封建禮教重壓之下袒露內(nèi)心世界、大膽釋放情感穿越歷史的樊籬留下經(jīng)典作品的卻是是屈指可數(shù)、鳳毛麟角[1]。李清照，作為中國古代文學史上的一大女性著名詞人，在男尊女卑，推崇所謂“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封建社會[2]，以自己的柔弱之筆創(chuàng)作出無數(shù)流傳于世的詞曲名作，是何其不易，何其艱難。后世學者認為，其恢弘的詞學成就不僅助推了宋詞的繁榮，更開啟了中國婉約詞的一大詞風，文學成就顯著。

　　李清照是宋代杰出詞人，抒發(fā)誠摯、純潔的愛情是其詞的主要內(nèi)容[3]。李清照在愛情詞上所取得的成就無可厚非，與此同時，作為與李清照所處朝代相距甚遠，且身為一代頂天立地之男兒的納蘭性德，卻以自己委婉細膩的筆觸，書寫了一篇又一篇的愛情詞名作，其辭藻之細膩，境界之幽美，至今仍讓人唏噓驚嘆，贊不絕口。

　　一.同樣的詞風，同樣的細膩溫婉

　　李清照祖籍山東濟南，據(jù)有關(guān)史書記載，其母為王氏，“亦善文”，在這樣良好的家庭環(huán)境下成長起來的李清照，不僅在詩詞歌賦的創(chuàng)作上造詣極高，而且精通音律書畫等。李清照有著無憂無慮的童年生活和無拘無束的少女時代，有著開明的父母和富裕的生活環(huán)境[4]。如此家庭環(huán)境和家庭氛圍的熏陶，都為李清照日后的極高文學修養(yǎng)和文學造詣提供了良好的孕育土壤。

　　同李清照一樣，納蘭性德也出身于名門，從小家庭環(huán)境富裕。他出生于滿洲正黃旗，乃是當時清朝重臣明珠之子。他天生富貴，衣食無憂[5]。據(jù)記載，納蘭自幼聰穎，肆力于六經(jīng)諸史百家之言，性好詩余，好書法等[6]。李清照和納蘭性德他們二人相同的家庭環(huán)境對他們后來極高的文學水平都產(chǎn)生了一定程度的有利影響，也因為早期家庭環(huán)境的優(yōu)渥，因而在他們的人生后半段，在經(jīng)歷了一系列的家庭及人世的變故之后，人世的浮浮沉沉和世事的坎坷滄桑就更容易給他們的文學作品打上烙印。對世事、對人世的無望灰暗了他們原本幸福明亮的心境，無盡的愁情無處派遣，因而只能寄托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從而影響了二人溫婉細膩的婉約派詞風的形成。

　　《納蘭詞》詞風清新雋秀，哀感頑艷，淡雅而又不乏真情實意，凄艷哀婉卻并不媚俗[7]，后世學者常以“純?nèi)涡造`，纖塵不染”來形容他的詞之風格。在他的詞中，自然流動的不僅有美好的感情，更有純真的真情，這些與詞人所處的繁華生活截然相反，因而從他的詞中，我們讀到的，也是與詞人繁華生活截然相反的一種無法言說的寂寞和孤獨。無論是“人到情多情轉(zhuǎn)薄，而今真?zhèn)€悔多情。又到斷腸回首處，淚偷零”的孤單，還是“妝罷只思眠，江南四月天”的寂寞，抑或是“人生若只如初見”的美麗朦朧，從中，我們所品味到的，都是詞人對愛情真真切切的真情流露，纏綿悱惻，哀婉動人。

　　李清照的詞也以溫婉細膩而著稱，從“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卻上心頭”中，詞人以“才下眉頭，卻上心頭”的無盡愁思，以愁思來的如此之快含蓄而委婉地表現(xiàn)了自己對心愛之人的無限思念。從《武陵春》中，透過“風往塵香花已盡，日晚倦梳頭。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等這些詞句中，特別是 “欲語淚先流” 一句，全詞未著一“悲”字，卻又將無盡的悲傷之情蘊藏其間，含蓄內(nèi)斂，從中，我們看到的是詞人對亡夫深沉的悼念和無盡的相思，凄婉回環(huán)，感人至深。

　　二.不同的心境，不同的愁情

　　李清照和納蘭性德的愛情詞都以多愁善感見長，在他們的詞作中，“愁”字幾乎隨處可見，以此來抒發(fā)郁結(jié)于心的不盡愁緒。但仔細比較李清照和納蘭性德，我們又發(fā)現(xiàn)了它們二人愁情的諸多不同之處。 　　總體說來，若以時間為線，李清照的愛情詞可以分為前后兩部分。而此時間線，當以李清照的丈夫――趙明誠之死為分割點。在李清照人生的前半部分中，其創(chuàng)作的愛情詞與其后期的相比，詞的意境更為開闊，內(nèi)涵也稍些深刻。李清照的愛情詞中，她的愁既有個人際遇之愁，也有因家園之愁、亡國之愁而導致的愛情之愁，其愁源的多變性，既與其所處時代背景息息相關(guān)，也與當時詞人所處境遇有一定的關(guān)聯(lián)。例如李清照的早期作品《浣溪沙》中，詞人就以“半箋嬌恨寄情懷，月移花費影約重來”來表現(xiàn)一個敢于沖破封建禮教束縛的活潑少女的相思愁緒，此種感情的流露，自然與詞人早期尚且幸福的婚姻生活有關(guān)。又如《點絳唇》中“見客人來，襪劃金釵溜。和羞走，倚門回首，卻把青梅嗅”，這其中，詞人不僅為我們描繪出了一副情趣盎然的閨中游樂的畫卷，其“倚門回首，卻把青梅嗅”也運用一系列的動詞，刻畫了一位輕靈姿秀、活潑灑脫的少女形象[8]，美好而又純潔。李清照的后期作品，因丈夫的早亡，宋室的南渡，這些或多或少地影響了詞人的后期作品創(chuàng)作，因而這一時期，李清照的詞總是透著無盡的愁，讀著她的詞，心中便有一種莫名的感傷[9]。所以在《一剪梅》中，我們才讀到了“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卻上心頭”中的起伏不定的強烈的相思情緒，讓人也不免心生憐憫。

　　而在納蘭性德的愛情詞中，更多的，我們看到的是詞人軟弱而細膩的內(nèi)心。其實，通過后世學者對納蘭詞的研究，我們發(fā)現(xiàn)，納蘭性德的詞作可以分為五個完全不同的類型，即愛情詞、贈答詞、悼亡詞、邊塞詞，以及變表現(xiàn)日常生活中生命感悟的詞。但是，在我們提到納蘭詞之時，我們首先想到的，仍然會是他的愛情詞。的確，愛情詞可以說是納蘭詞最具特色，最能代表其個性的作品。這些作品不光占有納蘭詞三分之一的篇幅，而且是其全部詞中的精華[10]。如果說李清照的愛情詞尚且集中在對家園、國家的身世之感上，那么納蘭詞更注重抒發(fā)對其自身境遇的感慨，這些詞的創(chuàng)作來源也多以詞人的內(nèi)心世界為基礎(chǔ)，創(chuàng)作視野主要集中在詞人的個人世界中。因而在納蘭詞中，詞人總是不斷地強調(diào)自我精神，他向往莊子的逍遙，也向往陶淵明的隱逸，更向往袁宏道的真性情。例如《采桑子》中，“誰翻樂府凄涼曲，風也瀟瀟，雨也瀟瀟，瘦盡燈花又一宵。不知何事縈懷抱，醒也無聊，醉也無聊，夢也何曾到醉橋。”這其中，詞人以自己所聽之樂府凄涼曲，又以所知所感的“風也瀟瀟，雨也瀟瀟”來表現(xiàn)主人公醒、醉皆無聊的內(nèi)心狀態(tài)。這詞中，詞人都是以自己的日常生活中的所知所感為創(chuàng)作基礎(chǔ)和源泉，來淋漓盡致地為我們展現(xiàn)其因?qū)υ?jīng)戀人的思念而導致的無處派遣的憂傷之情的。

　　與李清照在詞中有時表現(xiàn)出亡國之悲相比，納蘭性德的愛情詞更多地著墨于詞人自己的一人世界，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這其中，既有詞人自己個性氣質(zhì)因素的影響，也與其特殊的民族背景有一定的關(guān)聯(lián)。在蕓蕓眾生之中，感覺遲鈍之輩固然不多，但也永遠有敏感、深情、富于詩人氣質(zhì)的個體[11]。而一個人是否具有詩人氣質(zhì)，則是受多方面因素影響的。納蘭性德作為中國古代文學史上婉約詞派的一大著名男性詞人，他無疑是具有高度的詩人氣質(zhì)的，否則他就不可能在以往以女性作家為代表的婉約詞人行列中占有一席之地。滿族身份也是詞人感傷詞風形成的另一重要原因，葉嘉瑩先生曾說：“納蘭性德卻曾自以其天性所稟賦的一份纖柔善感的詞心，無待于這些強烈的外加素質(zhì)，而自我完成了凄婉而溫蘊的意境。”我們都知道，在魏晉時期，漢民族曾有過“以悲為美”的文學風尚。“以悲為美”的文學風尚是指，詩文創(chuàng)作應(yīng)多抒發(fā)“憂生之嗟”，即詩歌創(chuàng)作應(yīng)更多地哀嘆生活的艱難，關(guān)注生活中的憂傷煩悶之事。納蘭性德屬滿族，而滿族本來是東北的一個游牧民族，他們在入主中原以后，雖然受到高度發(fā)且成熟的漢文化的影響，但與同時期的漢民族相比，其文明發(fā)展程度畢竟比漢民族落后了數(shù)百甚至上千年。所以，此時初入中原的滿族其文明發(fā)展所處的階段，相當于漢民族在魏晉時期的發(fā)展階段一樣，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之下，“以悲為美”的文學風尚的再次出現(xiàn)，就在所難免了，這也是作為滿族人的納蘭性德哀婉詞風的形成的另一重要原因。

　　三.不同的婚姻，同樣的悲喜

　　幸福可以在詞作里定格，命運卻往往抵不過光陰的磨練。縱觀李清照一生，其婚姻生活前喜后悲。十八歲，李清照嫁給當時宰相趙挺之子趙明誠，成婚以后，夫妻如膠似漆，情深意重，他們美滿的婚姻在李清照的一些小詞作里都可以解讀出來[12]。然而，靖康之難打破了他們溫馨甜蜜的幸福生活。后來，宋室南渡，他們夫婦二人也隨著朝廷一起逃難，再后來，趙明誠得病去世，之后，李清照便在顛沛流離和貧病漂泊中度過晚年，直至死去。婚姻生活的前后對比以及自身境遇的巨大轉(zhuǎn)折都給詞人產(chǎn)生了極大的影響，因而從李清照的早期愛情詞中，我們讀到的是“爭渡，爭渡，驚起一灘鷗鷺”的俏皮美好。而從其后期的愛情詞中，我們讀到的便是“簾卷西風，人比黃花瘦”的無限凄涼。

　　與李清照前喜后悲的婚姻生活類似，納蘭性德終其一生，尋覓的或許也是生活的美滿幸福。康熙十三年(1674年)，十九歲的納蘭性德與十七歲的盧氏成婚，婚后夫妻情投意合，琴瑟相諧[13]。然而，天意弄人，雖然納蘭與妻子盧氏感情篤深，不幸的是，婚后才三年，盧氏就病死了，這給納蘭性德帶來了巨大的痛苦[14]。自此，其詞創(chuàng)作多“悼亡之吟不少，知己之恨尤深”，因而從納蘭性德的詞中，我們看到的為數(shù)眾多的是愛情詞。而這些愛情詞，又都是抒發(fā)詞人郁結(jié)于心的痛苦愁情的。從中，我們讀出的是納蘭無奈難解但又執(zhí)著不渝的相憶相思，也正是這種強烈且真切的情感，才打動了當時以及后世的無數(shù)讀者。

　　總而言之，李清照和納蘭性德雖所處時代不同，且一為時代、社會壓迫之女子，一為頂天立地之男兒，但他們同相類似的家庭背景、婚姻生活和人生遭遇，卻都為他們的詩詞創(chuàng)作提供了無限的創(chuàng)作源泉。他們對命運、對生活、對個人境遇的無限感慨反映在他們的詞作上，便打上了深深的哀婉烙印，并逐漸成長為他們詞風的一大特色，其文學價值至今仍影響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