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字經在中國的影響

　　《三字經》是中國傳統的兒童啟蒙讀物，知名度極高。古代兒童都是通過背誦《三字經》來識字知理的。《三字經》用簡潔通俗的白話講出了亙古不變的哲理，膾炙人口、廣為流傳;不受文字限制，用通俗的文字將經史子集等各部類的知識揉合在一起，全文用典極多，全篇充滿樂觀精神;在《三字經》出現之前，蒙學讀物都是四個字一句，《三字經》則以三言形式出現，讀起來輕松愉快，更符合兒歌特點，明朝趙南星稱其“句短而易讀，殊便于開蒙”，故此為蒙學第一書。《三字經》在古代被稱為“小綱鑒”，可以將零散的知識貫穿起來，使讀書積累的百科知識，得以納入一個清晰知識體系。

　　《三字經》與《百家姓》、《千字文》并稱為中國三大國學啟蒙讀物。

　　三字經在國際上的影響

　　從明朝開始，《三字經》就已流傳至中國以外的國家。

　　根據記載，世界上最早的《三字經》翻譯本是拉丁文。1579年，歷史上第一位研究漢學的歐洲人羅明堅，到澳門學習中文，他從1581年就開始著手翻譯《三字經》，并將譯文寄回意大利。

　　1727年，沙俄政府派遣一批人士到中國學習儒家文化，首先研讀的就是《三字經》。其中一位學生羅索興將它翻譯為俄文，后入選培訓教材，成為俄國文化界的流行讀物。1779年，彼得堡帝俄科學院又公開出版了列昂節夫(1716~1786年)翻譯的《三字經及名賢集合刊本》，因其內容與當時女皇葉卡捷林娜二世推行的講求秩序的“開明專制”等政治策略不謀而合，政府遂正式“推薦給俄國公眾”并走向民間。“俄國漢學之父”俾丘林(1777~1853年)曾在北京生活14年，深諳經史，更明曉《三字經》的文化內涵和社會影響，他在1829年推出《漢俄對照三字經》，并稱《三字經》是“十二世紀的百科全書”。當時俄國教育界在討論兒童教育問題，于是《三字經》成為“俄國人閱讀中文翻譯本的指南”，成為當時社會流行讀物。普希金細讀后，在作序時稱贊此書是“三字圣經”。普希金研讀過《四書》、《五經》，但對《三字經》情有獨鐘，如今普希金故居還珍藏著當年他讀過的《三字經》。喀山大學和彼得堡大學的東方學系都以《三字經》為初級教材，而大多數入華商團和駐華使者的培訓多以《三字經》為首選教材，因而，《三字經》在俄國文化歷史上留下了自己深深的印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