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字經》之所以能夠成為眾多蒙學讀物中最出類拔萃的，乃至被冠以“經”的名號，也有它特定的原因。

　　我小時候，《三字經》、《神童詩》之類是被批判的對象。其實，如果不批判，小孩子當時也接觸不到，被批判了，反而有了接觸的機會。當然，也因為批判才沒有認真讀它，比方說《三字經》，背誦了一半就沒了興趣，《神童詩》也就記得開頭幾句：“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在那時的思想指導下，反正是個壞東西，花那么多精力干嘛?那個年代，很多東西都在“供批判參考”的背景下，成為知識和觀念來源的一部分。如今不一樣了。

　　錢文忠先生在中央電視臺的“百家講壇”講過不少內容，《三字經》是其中之一。近日，錢文忠講《三字經》的文字內容經較多補正后，以《錢說三字經》的書名重新出版，出版商希望我對此書談點看法。其實，我對該書本身沒什么看法，也說不出什么。逐字逐句地解釋《三字經》，此類事情我以前就說過，這在中國歷史上是蒙學，也就是小孩子該學的內容。到了現在，變為成年人的學習對象，真不知道該高興還是悲哀。然而，《三字經》為何在中國歷史上出現?為何延續使用了那么多年?后來又為何被批判?現在又為何受到重視?我們現在究竟應該如何看待《三字經》等古代蒙學讀物?這一系列問題倒是值得一說。

　　《三字經》出現于南宋時期，《神童詩》早一點，出現于北宋時期。就蒙學讀物來說，還有更早的，例如《千字文》。我認為，《千字文》雖然最初的動議是梁武帝想給皇子們讀書用的，但事實上，它并不符合蒙學讀物的要求，它偏重于識字。內容方面對于兒童顯得深奧，不容易記，也不容易理解，兒童讀《千字文》大概沒多少興趣，只有死記硬背的痛苦。當然，如果把它當成學書法的材料則另說。《神童詩》及《三字經》先后在北宋和南宋出現，有它必然的歷史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