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二哥畢業分配面臨當時的四個面向選擇，即或去工廠、農村、部隊、商業，一切安排都由學校做決定。最終他幸運地被分配在本地的一家大型國有企業，全家都為之高興。雖說當時學徒工只有18元的工資收入，但在那個年代，能成為國有大企業的正式工人，無疑是十分光彩的事。上班后，二哥便雄心勃勃地策劃起自己的未來。他打算每月補貼家用十元，零花錢盡量省著用，每月儲蓄五元。這樣，兩年的功夫就能攢上120元錢。我問他一旦真的有了那筆“巨資”干什么？他極為神秘的告訴我，若是真到那么一天，就買一塊“上海”牌全鋼手表，并囑咐我為他保密。當時雖說我還是個學生，聽到他的這一想法即羨慕又驚訝。那個年代，能戴上這樣一塊手表，對于我們老百姓而言全然是一種奢望。

　　參加工作不久，二哥因工作表現好，廠里派他和一部分同事到天津去學習。臨走時，二哥非常興奮，對我許諾說，到天津后，興許能逛一下著名的“勸業場”。那里面啥商品都有，遇上稀罕的好東西，一定給你們買回來。二哥當時說的無非就是那時出差的人們回家時買回的面包、餅干之類的食品，可這些東西在當時對于我們極具誘惑力。我小心眼里從他走后就一直盼著他早點回來。

　　在美好的憧憬中，日子過得很快。這天終于把二哥給盼回來了。可萬萬沒有想到，見到他的那一剎那，與我想象中的情形大相徑庭。二哥沒有去時的風光樣，而是滿臉的沮喪，舉動和話語都顯得無精打采。給家里捎回的餅干、面包被冷落在一旁，連父母也是唉聲嘆氣，全家沒一點喜悅的氣氛。原來，二哥在天津學習時，上街借用同事的手表看時間，興許不習慣的緣故，抑或疏于防賊，他在不知不覺中竟把手表給弄丟了。出了這檔子事，二哥心中非常的惶恐不安，一個青春陽光的小伙子，變得很自責，像是做錯了什么大事，又無能為力。面對這突然發生的禍事，對于我們當時生活已相當困難的家，猶如雪上加霜。

　　家里為了籌措還手表錢，老少都省吃儉用，硬是過了很長一段青黃不接的日子。另外，母親還找回了一個賺錢的活——糊紙袋。每晚將母親扛回來的半成品牛皮紙袋再加工，制作成一個標準的紙袋。那時全家人一起忙碌，有的折紙，有的刷邊，有的粘縫，有的糊袋。一直干到深夜，500個成品袋完成了，利潤是一元錢。就這樣，在全家人的齊心合力下，經過幾個月的艱辛勞動，二哥終于把丟手表的錢還給了同事。而在此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他卻再也不想擁有一塊手表的美事了。

　　1976年，我去農村插隊當知青。頭一年扣除口糧后余下30元錢，母親用它給家里置辦了年貨，歡歡喜喜地讓全家過了個富足的大年。第二年余下了90元，我便提議給二哥買塊喜愛的手表。得到母親的同意后，二哥高興地不得了。他和我在百貨大樓精心挑選了一塊90元的“東風”牌半鋼手表。望著二哥腕上亮錚錚的手表，二哥心里美，我也跟著高興，那種感受比我自己戴上手表還愜意。

　　彈指一揮間，三十多年過去了。如今的生活已非昔日，世間百態天翻地覆地變化著。手表對于我們已成過去式。我手腕上的幾代手表也無蹤影。取而代之的計時物盡是高科技產品，諸如手機等，給人們的生活和工作以極大地方便和快捷。偶爾有人戴它，無非是一種配飾而已。去年春節，在母親家中談起此話題，不料二哥腕上還戴著他那塊已磨得發黃的手表。他告訴我，這么多年了，這表除了擦擦油泥，走得還非常好。言語間流露出對此表的鐘愛之情。是啊，一種舊物，雖說無所價值，可它承載的往事記憶卻是沉甸甸的。有些故事甚至是刻骨銘記的，雖有些苦澀，咀嚼時尚有滋有味。

　　作于二零零八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