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體詩之所以輝煌了華夏的記憶。

　　原因仿佛是抒情尤物般的平衡性。

　　從比較詩學來看，可能比較客觀。

　　圣經詩篇第一首吳經熊博士譯為：

　　長樂唯君子，為善百詳集。

　　不偕無道行，恥與群小立。

　　避彼輕慢徒，不屑與同席。

　　優游圣道中，涵詠徹朝夕。

　　反觀當代學者馮象的白話譯作：

　　福哉！人若不依從惡人詭計

　　不踏足罪人的路

　　不和譏誚中傷的同席，

　　而把歡愉交給耶和華之法——

　　那法啊，他日夜誦習！

　　按譯者馮象自己的分析，吳譯

　　雖華麗大氣，卻囿于傳統句法，

　　無力表現圣詩第一首的復雜句式，

　　只能精確而大化之，而譯之。為

　　了湊韻，又不得不填入贅語。于

　　是一個“福”字變出兩句不相干的

　　套話：“長樂唯君子，為善百祥集”，

　　這樣一來反而比白話翻譯還冗長。

　　原文短句遞進轉折的張力也不見了。

　　況“惡人”與“罪人” 脫去宗教意味，

　　化為“無道”與“群小”；“譏誚中傷”

　　誤作“輕慢”；而希伯來經文的

　　核心概念之一“耶和華之法”則

　　成了含混不清的“圣道”。詩篇

　　第一首是全篇的序，或“錫安

　　之歌”的門。才進門，已是這

　　般窘相，古體詩與白話文，

　　表達雖始于理解，倘若古體

　　詩跟充滿活力的口語脫節，

　　表達也可能導致誤讀、障蔽。

　　翻譯的分析與細讀比對如此，

　　不可不謂心靈共振。倘若意態

　　較為模糊，詩歌的詞性邏輯不

　　適合清晰表述的，我覺得古體

　　詩有它的優勢和特點。而總體

　　上，當代寫古體詩是沒有可能

　　接續偉大的傳統的。悲夫大哉，

　　創造與死亡，迫使傳統變在而

　　存在。古體詩于當今也不例外。

　　還有一個反證。龐德所譯古體

　　詩，已轉換為美國的意象詩，

　　而非傳統意義上的格律詩了。

　　比較詩學的啟示，大致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