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務農的日子里。每當坐在田埂上休息，望著北方深秋的藍天上飛過南歸的雁群時，總讓人想起鴻雁傳書，或是蘇武牧羊或是孟姜女。因為，那一刻自己的心似乎也拴上了大雁的翅膀，不停地往南飛。

　　往南，就有自己的父母自己的故鄉。

　　幾十年后，猶如南歸的一群群大雁，上海知青們趕前趕后地回到了家。然而，每個雁群里總有一、二只孤雁，沒有或無法趕上南歸的雁群。

　　我認識的上海女知青承玉芳就是其中的一位。

　　記得3年前，我應邀去延邊撰寫反映邊疆開發開放的《邊城盛放金達萊》。有人告訴我：單是琿春，現在還留下近50名上海知青。臨離開時，我們請這些“老鄉”聚餐。最后來了近30名。有些路遠的沒有來，后來才知道是因為來回需要花幾十元的車費。我們懊悔事先沒有考慮到。

　　老鄉見老鄉，真的是兩眼淚汪汪。大家聚一起，你爭我奪地說著40多年前的往事：剛來時不認識保暖的兀拉草，從鞋子里掏出來扔掉了，凍得雙腳麻木，這才曉得塞北嚴寒遠不是江南和風細雨；第一次大雪天上山砍柴，爬上去挺歡，下來接二連三摔跟頭，只能坐在雪堆里哭，這才曉得，走雪天山路并不像溜達南京路那般舒服！

　　席間，我見瘦小的承玉芳始終不笑，便向身旁的永根打聽，永根告訴說:“承玉芳生活很困難。”

　　我想知道詳情，永根拉我到窗口前，細細地告訴我：承玉芳在鄉糧庫下崗，好長時間沒有收入，現在退休了，有千把塊錢。但她嫁了個丈夫是農民。那時大道理是提倡“破除資產階級傳統觀念”、“與貧下中農結合一輩子”，其實倆人還是很有感情的。但好景不長，十年前丈夫騎自行車摔倒骨折，換了假的股骨頭；后來又得了腦血栓、中風，完全喪失了勞動能力。東拼西湊了幾萬元醫藥費，都是借的債。

　　我問：她有孩子嗎？

　　永根說：大兒子20年前去了上海；小兒子在身邊。可小兒子老實，沒文化沒技能，只能打零工干苦力。兒媳婦熬不了這種苦日子，扔下孩子走了。她是家里的頂梁柱。五十好幾的她，一個人要干幾個人的活。丈夫癱瘓臥床，又得了老年癡呆癥，大小便失禁，晚上數次翻身，都由她負責，他離不開她。前幾年聽說上海對知青有很多的優惠政策，她幾次對丈夫說，要回上海去辦理戶口問題，最多半個月就能夠回來，可是丈夫根本不聽，以為是不要他了，哭著鬧著不吃不喝、拒絕打針吃藥。

　　于是，她也就一直沒機會把戶口遷到上海去。

　　她每天早上3點鐘就得起來，做飯燒水，養豬喂雞；然后開始給丈夫穿衣吃藥；孫子起床了，開始伺候孫子吃飯，然后送他去上學。白天給老鄉割豆子，扒苞米，打場；冬天與男人們一起上山拉爬犁，清林，割帶，啥活沒干過？就這樣辛苦了幾年，3萬元的醫療費也沒有還清。由于長期超負荷的勞作，她是一身的病，腰腿疼，低血壓，干活時昏倒過好幾次。

　　自己每月的退休金，供老兩口的醫藥費都不夠！

　　飯畢。我把承玉芳拉到一邊，問她生活狀況。她低頭、搖頭，始終不語。不知是想表示自己的生活是好還是不好？我說：你生活得很苦，我們都是知青，心里也不好受。我會向市里有關領導反映的----

　　我話還沒說完，她突然轉過身子，面朝墻壁背對著我，雙手撫住自己的臉。看她上下抽動著的肩膀，知道她在啜泣。

　　沒有更多的話好說。

　　當天我就向市里有關領導反映，最終給了承玉芳三年的生活補助。金額雖然不多，但她數次感謝我，說一輩子也不會忘記的。說得我心里更加難受。

　　去年，承玉芳的丈夫去世了。已經17年沒有回過上海的承玉芳，滿懷信心地踏上歸程：她想把戶口先落進上海，然后再把小兒子、小孫子一個個地接回生養她的故鄉。

　　可是，到了上海，看到上海家中的實際情況，頓時，回上海的打算被徹底動搖，回歸的夢想也完全破滅！承玉芳的親弟弟因生活困難終身未娶，獨自住在狹小的石庫門的亭子間里；一個6平方米的小閣樓，讓給了她大兒子住。大兒子娶了個外來妹，還有一個孩子，只能放下一張床，就轉不開身子了，若自己還要來住，自己的小兒子加上小孫子再住進來，調漿貼壁都無法落腳啊！

　　依然回到農村的承玉芳在電話中戲謔道：現在都在搞城鎮化，原是城里人的我怎么就回歸不到城鎮化的隊伍里去呢？想想還是算了，我還是繼續過我的鄉村生活吧，雖然沒有“作為”，但“廣闊天地”習慣了；只要不回上海、不見到城市，沒有了比較，就以為生活原本就是這樣過的哩！

　　是啊，昨天的陽光，曬不干今天的衣裳。失群的南歸雁，并不是沒有跟上雁群，而是多年后再俯瞰著鋪天蓋地的高樓大廈、燈紅酒綠，她們已經無法收翅、立足；盡管故鄉繁華依舊，然而故鄉已經不屬于千里萬里之外的她們！

　　普普通通的一位承玉芳，在她身上，不僅讓我看到了留在農村的上海女知青城市鄉村的蛻變歷程，更觸動我內心的是對生活的坦然，勇于面對，不隨波逐流。一個人，對生命的安排能做到從容坦然，不容易；而在生命的晚年還能如此的堅定豁達，更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