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家少閑月，五月人倍忙”。每年的端午前后，是農家最忙的時節，被喚作“三夏大忙時節”。所謂“三夏”，指的是“夏收、夏耕、夏種”，也就是說，農人要在極其短暫的時光里，非常艱苦的環境下，異常緊張的氛圍中，接連完成這三道工序，不敢出現任何紕漏。畢竟，小麥之于農人，是衡量一年豐歉的主要作物，是農人一年辛勤勞作的結果。

　　夏收是最緊張的，被喚作“虎口奪糧”。

　　“夜來南風起，小麥覆隴黃。”此時的風叫做干熱風，殺傷力極強。夏糧小麥的成熟，是絕對的急不可待，往往昨天還青黃相間的麥田，只需南風一起，就一個夜晚，或者一個晌午，一下子就變成了焦黃的色彩，而且棵棵麥稈都彎了頭，籽粒脹滿，擠破尖刺鋒芒的麥殼。此時的農人都知道，“秋熟一時，夏熟一晌”，得趕緊開鐮了，不然麥粒落到地上，眼瞅著的收成就得打折扣了。

　　開鐮收割，似乎也不需要什么隆重的儀式。每人一把二尺三的長柄鐮刀，幾天前就從南墻上取下來，在磨刀石上，磨掉去年秋冬以及今年春上的銹漬，露出閃閃寒光的利刃，用大拇指的指肚兒一試，鋒利堅韌。

　　收割很辛苦，“足蒸暑土氣，背灼炎天光”。在很短時間內能把小麥烤得焦黃的太陽，也一樣炙烤著大地，炙烤著彎腰曲背俯身收割的農人。他們抱怨這樣的天氣，但又盼望著這樣的天氣能多給幾天，好有充足的時間，收割，晾曬，脫粒，再晾干，然后一袋子一袋子收到自家的糧囤里。“夏天的天，孩子的臉，說變就變。”為了搶在雷雨到來之前，他們會連夜奮戰，一年的辛勞，就指著這幾天的收獲了！

　　麥收是全村總動員的。丁壯勞力自不必說，婦女兒童齊上陣，“婦姑荷簞食，童稚攜壺漿”。就連在城里“吃皇糧”的人們，也一律回到家里來，拿起鐮刀，割麥打場去。丁壯勞力從來不得閑暇，常常是撂倒自己家的麥子，接著就得幫著親戚朋友、幫著鄰家收割，看著別人家的麥子還長在地里，誰也不會坐視不管。收下一季的麥子，就等于收下了一年的希望！

　　記憶里，每年夏收結束了，我都會大病一場，不只因為沒白天帶黑夜的勞累，而是緣于一種小甲蟲——長得像天牛，但要比天牛小得多的一種褐色甲殼蟲。它躲在麥壟里，鐮刀掃過來，它就會釋放出難聞的氣味，然后逃走。我卻早已熏得頭暈目眩，干嘔不止。嘔過了，還得再拿起鐮刀，繼續割。那可惡的蟲蟲還會再有，我努力屏住呼吸，不去嗅那氣味；然而，這種蟲蟲太多了，躲都躲不及，于是再嘔。哥哥姐姐們說我耍奸偷懶，不想干活；母親嘆口氣說：“唉——，不是干農活的命，好好念書吧，長大了到城里去，就不會受這洋罪了！”

　　比起夏收來，我覺得夏種才是最艱辛的，那簡直就是憋屈。夏天要種的是玉米，需在小麥收割之前，鉆到麥壟里去點種。稍寬些的麥壟也就20幾公分寬，人鉆進去，貓著腰，夾著腿，曲著膝，整個人需要收緊、提氣，像練輕功一般，因為稍不留神，就會踩倒了剛剛籽粒飽滿的小麥，那可就罪孽深重了。

　　點種時，右手拿小鏟子，尺把長，專為點種玉米打造；左肩挎布包，內裝5、6斤玉米種子；左手抓一把種子，配合右手鏟子的挖掘，迅捷地塞進3-5粒，然后，埋好，跟進，踩實；然后，再反復下一套動作。

　　挖坑是需要力氣的，也是需要準確無誤的。一鏟子下去，小坑兩三寸深，掀起的土要足以埋好玉米種子；每一個小坑要有合理間距，七八寸遠，間距直接關乎玉米定苗后的株距，關乎秋糧的長勢和收成。因而，挖坑需要穩、準、狠。鏟柄抓牢，力量用足，一鏟下去，就得成型，不能再來第二下。

　　小麥即將成熟，半人來高，人鉆進麥壟里，也就淹沒在廣袤的麥浪里了。在那樣的一個幾乎密閉的狹窄的區間里，風吹不進來，太陽卻毫無遮攔，傾瀉無余。你可以想象那種令人窒息的悶熱。人還不能穿短衣褲，需長衣長袖包裹嚴實，不然，那尖利的麥芒，會刺穿肌膚，讓你患上麥芒炎，疼痛刺癢難忍。而且，還要機械地重復那樣的一套點種的動作，一口氣將一把玉米粒種完，才可直起身，趁再抓一把種子的當口，喘上一口氣。一把種子足有五六十顆，這一口氣要種下十幾個點坑。

　　倘若一套程序里哪個動作出了問題，就不得不重復返工，中途停下來喘氣，速度自然就慢了下來，就會大大窩工，活兒出不來，被落到后面就丟人現眼了。

　　半天下來，人們最明顯的反應就是：腰桿直不起來了，腿也不能打彎勒，纂鏟子的右手早就磨出了血泡，而且五指屈伸艱難，握不住筷子了。

　　于是，父親與鄰居大哥研制了玉米點種器。他們用一根鍬把粗、半人來高的竹筒做桿，前端裝鐵鏟，后段裝把手和扳機，中間裝上一木盒子，木盒子里盛上玉米種子。整個裝置就跟電影里，抗美援朝戰場上志愿軍的轉盤機槍一樣。用上點種器，就可以直起腰桿兒，雙手一同用力，省力多了，也不必貓腰曲膝鉆麥壟了，只是，速度上不來。心急的農人用不慣這個，因而，后來并未推廣開來。

　　而今，小麥收割全部機械化，收割、耕作、播種一體化，幾十畝、幾百畝小麥也就一晌工夫，直接將金燦燦的麥粒裝進麻袋運走，而且，玉米也可以播種到深翻了的暄騰騰的土地里去，不再炙烤，沒有憋屈，誰還會記起原先的那些辛苦呢？

　　記得，那年麥收前，當生產隊長的鄰居大哥，坐在田埂上，卷著旱煙筒，看著豐收在望的齊刷刷的幾百畝小麥時，雙眼迷離，滿是溝回的黑臉膛，像綻開著一朵美麗的花，憧憬著共產主義的理想生活：“‘二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算什么？到那時，‘樓上樓下，電燈電話；電鈕一按，地就濕了，機器一轉，莊稼就收了。’嘿，那該多帶勁兒呀！”

　　母親真是料事如神，我果然來到了城里，而后就很少再回家收麥，那小蟲子也沒再見到，不知道現在是否已經絕種了；父親的發明，只在記憶里神奇了那么一小段，就跟鐮刀一樣，掛在了南墻上，而后都不見了蹤影；鄰居大哥也終于沒有見到比“共產主義”更“帶勁兒”的生活，跟父母前后腳找馬克思去了，那邊可有聯合收割機嗎？

　　干熱風又起，“三夏”馬上就到了，只是，人們不再大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