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父親，在他30-50歲的日子里，每天最“愛”的是止痛片；50歲以后，什么也不愛了，“止痛片”成了陪伴品，是他與之相依為命的感情寄托。不到51歲走了，帶著“冷峻”，決然地，一去不回。

　　他是一個無任何外在殘疾的殘疾人，據說，30歲就拄著一根破棍，大家稱呼他“義叔”，義叔的棍子招來很多同情，也有善意的猜測，但不能改變任何命運。

　　他年輕時候，攜了漂亮的妻，漂洋去了朝鮮新義州，“侵朝戰爭”爆發，美國鬼子飛機精準轟炸，讓他丟下所有跑回了山東老家。

　　從膠東半島到朝鮮，走了一條不算遠的直線距離，為何雙腿就瘸了，就疼，就不能任由他支配了呢？

　　是鴨綠江水太寒，冰凍了一雙闖世界的腿？有人認為是闖朝鮮的時候跌進了寒冷刺骨的鴨綠江而凍傷。是新義州的氣候比東三省還冷，隨身的衣物薄如蟬翼，才使得他在那個冬季牙碰牙度日如年，把個腿也弄廢了……鄰居的說法還有，都是對一個有興趣而不得知底細的人的大膽猜測，那些編故事的都是福爾摩斯，版本也時時在更新。

　　也有“遺傳說”的，但馬上不攻自破了，他的弟弟“貴叔”就精明能干。他從來對這些諱莫如深，我不敢問及，只能做了最基本的同情，在他的面前經過，眼光碰一下，都馬上做著深切悲哀的表情。

　　并非不可知的秘密，可能沒有見不得人的不光彩，連兒子都不得知，作為外人的妄議都成了飯后的磨牙，他聽不見，不予置理。

　　他幾乎沒有表情變化甚至暗示什么的臉，永遠銘刻著兩個字：冷峻。從來不茍的臉，不蓄一絲笑意，但嘴角絕不下墜；單細的眼皮無神地注視著周圍，幾乎不說話，連我媽的雞仔要往家趕，他也不幫著吆喝一聲；若有什么事，他都是干咳一聲，習慣了，我和媽便應聲而往，不敢怠慢。

　　林清玄寫過一篇散文，題目叫“嚴肅，是一種病”，嚴肅的程度大了就成為“冷峻”甚至“乖張”了，也是大病，很難愈。

　　我有個非常膽大而犯上的想法，可能解釋得了父親的隱痛。我被他摟在懷里，據說僅此一次。出生不足一月，我奄奄一息，人說，孩子只有三分之一條命了，眼珠還在動，手足和肚子都不動了。終于起死回生了，從亂葬崗邊上走過一遭。從石島醫院抱回家的路，一共14里地。爹懷里就像揣著一塊值錢的玉石，也是，住院花去了他從朝鮮帶回的不菲積蓄的三分之一。我聽說這段，相信此時爹一定心痛他的錢，他抱著我趕路，是為找回失去錢的感覺。這是我被他的家庭抱養的第37天上午的事兒，時于1957年。我從生母肚子掉出來的當日，娘死了，我連感激都找不到女人。她死去的第三日，我被上奶的姐姐抱走，但不能養活得了，因我姐姐有五個活蹦亂跳的孩子，足夠她照應的了，于是送達“義叔”的家，“義叔”從此成為我的“義爹”了，但不是那種普通意義上的“義父”，而是要親切地每日都要喊“爹”的父親。

　　不能生孩子，這是一個不能啟齒的能力問題，在過去的農村，你可以房無一間，地無一壟，但就是不能不產子。是媽的土地因干涸而貧瘠不能產糧，還是爹的犁耙不能犁開那貧瘠瘦硬的土地？不知。如此，“冷峻”就成為爹性格里的“自罰”表情，連帶懲罰他那顆心。

　　后來，我想，也許這些對他都一點意義也沒有了，考慮的是未來，未來需要兒為之養老送終，便在千夫所指之下，與一個尚在襁褓而幾乎無可救藥的我結下了“父子母子”情緣了。

　　二

　　“冷峻”跟“吝嗇”大約是捆綁在一起的，也難怪，他從朝鮮卷回來的錢，被我的腦膜炎頑疾糟蹋得所剩無幾了（多半的錢，爹用來給他的父親置辦了房產）。他唯一的手藝就是做一手好飯好菜，就像一個盲人，上帝關閉了視覺窗口，卻無限地開啟了他的聽覺功能。1958年，他拄著破棍投身“吃食堂”的運動，充當一個圍著灶臺轉的廚師，據說一旦靠近灶臺，破棍可以三五個小時不用。我媽是他的下手，身后背著我，小腳墊墊地轉悠，這些我不記得了，太小。聽過來人說，只記得一個有趣的細節——分油。每人端著碗排隊，爹是瓜分手，用一個可以盛一兩酒的酒盅舀壇子里的花生油。手拿酒盅，一個大拇指貼在酒盅的內壁上，壓縮了酒盅盛油的一些空間，嘴里喊“一兩，下一個，一兩……”其實根本不足一兩，大家都“恨”他了，無情地揩油是他不得人心的原因。

　　大家一起糟蹋大食堂的日子過去了，后來人們說，若不是義叔節制，早就倒閉了，他使食堂的生命多延續了數日。

　　爹從來就沒有指望我可以成為一個健全的少年，因為身體基礎太差，就像沒有考上高中，跟著走后門進班旁聽，不會成為“學霸”。爹對我的教導很不多，只有一句我終身不忘。周圍鄰居的孩子幾乎都有兄弟姐妹伴兒，我單槍匹馬，人家欺負了，只能苦水自吞。那次大我四五歲叫“國平”的孩子和弟弟一起揍了我，哭喊著回家找同情，爹坐在門口抽煙，也不問青紅皂白，說：“能惹不能招，算什么！”

　　我止住了嚎啕大哭。這句話的意思是，惹事了，你不能招架住，就不算是條漢子。啟發無需多言，我拭去淚珠，瞥見國平兄弟從后面趕來，一種“兵來將擋水來土掩”的擔當情懷充滿了頭腦，將街門后面用來抵住一扇門的老粗木棍持在手中。那木棍有些年頭了，蟲子蛀蝕的眼兒使得木棍遍體鱗傷。我持棍迎戰，手起棍落，正好砸在國平的腰際，棍子一斷兩截。國平與弟弟見勢不妙，抱頭鼠竄。

　　爹在門口看見，什么也不說，眼睛里沒有為兒的“壯舉”興奮，也沒有為兒的惹事而惱怒，平常的目光依然那么冷峻。后來想，這樣的教育，怎么可以成就一個溫和而彬彬有禮的人呢？我想，爹感情里的那些委屈，是否也想找一個出水口，我無形之中做了一條排泄他的哀怨與委屈的暗溝。爹與國平的父親還是很要好的兄弟般關系，冷峻不是交往的毒藥，爹的人緣靠的是他正直而獲得，冷峻是正直的副產品而已。

　　沒有了大食堂，爹一直干閑著，是看家的男人，媽媽去隊上出工，干一日是5個工分，是整壯勞力的一半收入，每年喂豬育肥，勉強維持基本生活，年終決算，最少往隊部找三四十塊錢，多的時候找五六十塊錢。我不知道年積月累，欠下生產隊多少錢，后來吃點救濟，免除一部分，到我畢業還債，約100塊多點。

　　爹的廚藝讓人敬佩，最拿手的是做朝鮮酸白菜。每年小雪節令，白菜采收之后的二十天左右，他開始忙碌。洗凈白菜，在菜葉上撒鹽，去其脆氣。第三日，將白菜切成兩瓣，把準備好的餡兒填裝在菜葉之間。餡兒的用料很講究，主要有蘿卜絲，還有辣椒、蒜泥、蔥花、香菜、生姜末、花椒、茴香、大料……最好吃的是填充生牡蠣肉，鮮味入口難抵，成為一絕。

　　兩瓣白菜弄好，再合攏，外面需用稻草捆綁結實。爹說，稻草有稻香，也是家的味道。這個時間他是在有原則地賣弄，話不多，說的是工藝以外的話。他沒有交給我做朝鮮酸白菜的手藝，不知為何。我想，就像一個教書的人，很多不想再讓后代也承繼父業一樣吧。

　　爹的冷峻可能大家已經習慣并接受了，酸白菜腌制好了，特別是冬天從菜缸里取出，還帶著冰碴，很多鄰居就捧著自家的盆缽來要幾棵，爹都是一一滿足。后來，爹看我臉色不悅，解釋了一句：人家幫了我們，總得回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