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xx年11月4日，離立冬尚有3天，但從夏天一路走來，這時候感覺已經很冷了。兒子在重慶過完國慶到成都后，將近一個月沒有見面了，這天是我去看他的日子。

　　兒子高中就讀于成都一所重點學校，由于離家較遠，學校住宿條件差，他與另一位同學就在學校附近，租了一間房子住。本來他計劃是住讀的，報到后，學校分配他與另外四位同學，在校舍三樓住。沒兩天，又重新安排他們到一樓，與其他五人居住。那天晚上，兒子與同寢室的四人都不愿搬，一是熟悉了環境，習慣了起居生活和學習，二是一樓地勢低矮，光線不好又潮濕。因而提出樓下五人到樓上來住，并各自給家長打電話，希望得到支持。

　　熟悉中國情況的人都知道，在目前的大環境中，孩子們的愿望不但得不到尊重，校方還會認為冒范了權威，絕不會答應孩子們要求的。中國式教育在完全產業化后，己經脫離了教書育人的宗旨，更與倡導人性自然的本質相違背，融入了太多的功利、金錢和物質等要素，不但自己墮落了，還把墮落的觀念滲透到教育、管理和對待學生的行為中。果不其然，當晚9點多的時候，校方不顧孩子們投訴媒體的威脅，強硬地把孩子們趕到了一樓。當時，我正與兒子通著電話，突然聽到了一個粗暴的聲音，“哪個班的，叫什么名字？”兒子的手機馬上掛了，再打電話和手機，一直處于盲區狀態。我那時的心情，猶如兒子落入了虎狼之手，充滿了擔心又無可奈何！

　　深夜一點多鐘，接到兒子短信：我己搬到一樓。宿舍中有兩個不良室友，喝酒唱歌放音樂，卻沒人管。叫媽媽想辦法把我從這里弄出去。

　　這無疑是一個救助短信。類似情景在影視劇中出現過，那是普通市民被壞人綁架或要挾的絕望之舉。可是兒子是在堂而皇之的學校呀？我若當時在成都，一定趕去學校，可我卻在重慶，隔著千山萬水，除了發一些鼓勵和安慰兒子的短信，別無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