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摩與梁武帝散文
發現于敦煌,撰于公元774年的《歷代法寶記》,和唐人的《圓覺經大疏鈔》都有達摩與梁武帝會晤的記載。梁武帝曾自負地問達摩,自己做了這些事有多少功德?達摩卻說:“無功德。”武帝又問:“何以無功德?”達摩說:“此是有為之事,不是實在的功德。”武帝不能理解達摩批評他的作為僅僅是華麗的空洞。
然而達摩是否真的見過梁武帝這個問題卻有了爭議。胡適在《菩提達摩考》和《書菩提達摩考后》兩篇文章中,根據唐初道宣的《續高僧傳》中有關達摩“初達宋境南越”的記載,認為他到達宋境時,梁朝顯然還未建立,所以從時間上來看,菩提達摩不可能與梁武帝有過會晤。而且《續高僧傳》和《楞伽師資記》作為南北朝佛教大事的信史,其中卻均未見有梁武帝與菩提達摩晤見的記載,而有記載的則有日本最澄《內證佛法相承血脈譜》所引的《傳燈記》;敦煌寫本《歷代法寶記》,宋悟明的《聯燈會要》,但它們的出入太多,近于虛誕,所以他認為不可信。
馮友蘭等人則認為“宋境南越”,是泛指中國南方地區,是地域概念而非時間概念,從而認為達摩見到梁武帝是可能的.。各種記載對于達摩來華的時間都不一樣,那么,從時間跨度上來說,如果說達摩到達“南越”時確實是“宋境”,那么,古人從遙遠的“宋境南越”,用上很長時間走到以后的梁朝的金陵,也是可以接受的,而且他要一個人在中國游歷,先了解這里的文化和語言,調研一下本地佛教的發展情況,都是必要和要花很多時間的。所以從南朝宋亡的479年,甚至更早一些,到梁武帝502年稱帝,他才從“南越”來到金陵,也是可能的。
《楞伽師資記》中禪宗之祖第一,為求那跋陀羅,是《楞伽經》之翻譯者,第二,菩提達摩。第三,惠可,一直至神秀為七世。而《高僧傳》說求那跋陀羅是劉宋元嘉十二年(公元435年)泛海到達廣州的,住在云峰山的云峰寺,然后到了金陵,至公元468年圓寂。而達摩來到了這里的時間《羊城古鈔》的記載是普通元年(520年);《竺氏家譜》說達摩的二兄功德達奚是在普通七年(526年)來廣州尋他兄弟達摩的,加上《五燈會元》等書的記載,達摩來華的時間,在520年至527年之間,也就是梁武帝普通年間,所以從時間上來看,雖然離劉宋朝已經較遠,但達摩家族在廣州經商已非止一代,他在這之前已曾經來過也是完全可能的。
達摩對梁武帝說的圣諦第一義是“廓然無圣”,是要他跳出有、凡、圣的窠臼,但梁武帝還是不明白佛法的無相之說,繼續問:“對朕者誰?”所以達摩只好說:“不識。”然后渡江北上了。長江岸邊多蘆葦,秋天收割后常常會被垛起來,利用潮水運近岸來。達摩大概就是坐了這種危險易散,而僅容一人的蘆葦筏子過了長江,所以有了“一葦渡江”的傳說。
梁武帝對佛教的虔誠,《梁書》等正史上都有記載,他所主持編譯的佛經就有數百卷之多,境內修建、供養的佛寺也成百上千。他還頒布《舍道詔》,將佛教推崇到最高的位置,宣布佛教為國教。不少像達摩這樣的外國僧人慕名而來,受到他的熱情接待是可想而知的。見了他們想得到一句“功德無量”的虛贊,也是情理中事,所以他很自然就問“有何功德”了。沒想到達摩的禪學,已經與江南佛學的玄學和反對自以為是的刻意“有為之善”的理論相結合,所以他主張的是“罪福并舍,空有兼忘”,那么梁武帝所做的一切,在他眼里自然就是不能提起,也不值一提的了。這與“圣人無功”,“功成不居”都是一個意思,如果如此在意,也就不是自覺、自然的行為了。六祖慧能則直接說:“武帝心邪,不知正法。造寺度僧,布施設齋,名為求福,不可將福便為功德。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即便是做了多少善事,與內心是否確實充實也不完全是一回事。如此,念念不忘自夸的梁武帝,怎么能容忍“并無功德”的評價?于是,他們就自然要“理不契機”談不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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