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以歷史文化散文而名世。他憑借自己豐厚的文史知識功底，優美的文辭，引領讀者泛舟于千年文明長河之中。下面是關于余秋雨散文《酒公墓》的內容，歡迎閱讀！

　　一年前，我受死者生前之托，破天荒第一次寫了一幅墓碑，碑文曰“酒公張先生之墓”。寫畢，卷好，鄭重地寄到家鄉。

　　這個墓碑好生奇怪。為何稱為“酒公”，為何避其名號，為何專托我寫，須從頭說起。

　　酒公張先生，與世紀同齡。其生涯的起點，是四明山余脈魚背嶺上的一個地名：狀元墳。相傳宋代此地出過一位姓張的狀元，正是張先生的祖先，狀元死后葬于家鄉，魚背嶺因此沾染光澤，張姓家族更是津津樂道。但是，到張先生祖父的一代，全村已找不到一個識字人。

　　張先生的祖母是一位賢淑的寡婦，整日整夜紡紗織布，積下一些錢來，硬要兒子張老先生翻過兩個山頭去讀一家私塾，說要不就對不起狀元墳。張老先生十分刻苦，讀書讀得很成樣子，成年后闖蕩到上海學生意，竟然十分發達，村中鄉親全以羨慕的目光看著張家的中興。

　　張老先生錢財雖多，卻始終記著自己是狀元的后代，愧恨自己學業的中斷。他把全部氣力都花在兒子身上，于是，他的獨生兒子，我們的主角張先生讀完了中學，又到美國留學。在美國，他讀到了胡適之先生用英文寫的論先秦邏輯學的博士論文，決定也去攻讀邏輯。但他的主旨與胡適之先生并不相同，只覺得中國人思緒太過隨意，該用邏輯來理一理。留學生中大家都戲稱他為“邏輯救國論者”。20 年代末，張先生學成回國，在上海一家師范學校任教。那時，美國留學生已不如胡適之先生回國時那樣珍貴。師范校長客氣地聽完了他關于開設邏輯課的重要性的長篇論述后，莞爾一笑，只說了一句：“張先生，敝校只有一個英文教師的空位”。張先生木然半晌，終于接受了英語教席。

　　他開始與上海文化圈結交，當然，仍然三句不離邏輯。人們知道他是美國留學生，都主動地靠近過來寒暄，而一聽到講邏輯，很快就表情木然，飄飄離去。在一次文人雅集中，一位年長文士詢及他的“勝業”，他早已變得毫無自信，訥訥地說了邏輯。文士沉吟片刻，慈愛地說：“是啊是啊，收羅纂輯之學，為一切學問之根基!”旁邊一位年輕一點的立即糾正：“老伯，您聽差了，他說的是巡邏的邏，不是收羅的羅!”并轉過臉來問張先生：“是否已經到巡捕房供職?”張先生一愕，隨即明白，他理解的“邏輯”是“巡邏偵緝”。從此，張先生再也不敢說邏輯。

　　但是，張先生終于在雅集中紅了起來，原因是有人打聽到他是狀元的后代。人們熱心地追詢他的世譜，還紛紛請他書寫扇面。張先生受不住先前那番寂寞，也就高興起來，買了一些碑帖，練毛筆字。不單單為寫扇面，而是為了像狀元的后代。衣服也換了，改穿長衫。課程也換了，改教國文。他懂邏輯，因此，告別邏輯，才合乎邏輯。

二

　　1930 年，張先生的父親去世。遺囑要求葬故鄉狀元墳，張先生扶柩回鄉。

　　墳做得很有氣派，整個葬儀也慷慨花錢，四鄉傳為盛事，觀者如堵。此事刮到當地青幫頭目陳矮子耳中，他正愁沒有機會張揚自己的聲勢，便帶著一大幫人到葬儀中尋釁。

　　那天，無數鄉人看到一位文弱書生與一群強人的對峙。對他們來說，兩方面都是別一世界的人，插不上嘴，也不愿插嘴，只是饒有興味地呆看。陳矮子質問張先生是否知道這是誰的地盤，如此筑墳，為何不來稟告一聲。張先生解釋了自家與狀元墳的關系，又說自己出外多年，不知本地規矩。他順便說明自己是美國留學生，想借以稍稍鎮一鎮這幫強人。

　　陳矮子得知了張先生的身份，又摸清了他在官府沒有背景，便朗聲大笑，轉過臉來對鄉人宣告：“河西袁麻子的魁武幫弄了一個中學生做師爺，神氣活現，我今天正式聘請這位狀元后代、美國留學生做師爺，讓袁麻子氣一氣!”說畢，又命令手下隨從一齊跪在張老先生的新墳前磕三個響頭，便挾持著張先生揚長而去。

　　這天張先生穿一身麻料孝衣，在兩個強人的手臂間掙扎呼號。已經拉到很遠了，還回過頭來，滿臉眼淚，看了看山頭的兩宗墳塋。狀元墳實在只是黃土一抔，緊挨著的張老先生的墳新石堅致，供品豐盛。

　　張先生在陳矮子手下做了些什么，至今還是一個謎。據說，從此之后，這個幫會貼出的文告、往來的函件，都有一筆秀挺的書法。為了這，氣得袁麻子把自己的師爺殺了。

　　又據說，張先生在幫會中酒量大增，猜拳的本事，無人能敵。

　　張先生逃過三次，都被抓回。陳矮子為了面子，未加懲處。但當張先生第四次出逃被抓回后，終于被打成殘疾，逐出了幫會。鄉人說，陳矮子最講義氣，未將張先生處死。

　　張先生從此失蹤。多少年后，幾個親戚才打聽到，他到了上海，跛著腿，不愿再找職業，不愿再見旁人，躲在家里做寓公。父親的那點遺產，漸漸坐吃山空。

　　直到 1949 年，陳矮子被鎮壓，張先生才回到家鄉。他艱難地到山上拔凈了墳頭的荒草，然后到鄉政府要求工作。鄉政府說：“你來得正好，不忙找工作，先把陳矮子幫會的案子弄弄清楚?！边@一弄就弄了幾年，而且越弄越不清楚。他的生活，靠幫鄉人寫婚喪對聯、墓碑、店招、標語維持。

　　1957 年，有一天他喝酒喝得暈暈乎乎，在給鄉政府寫標語時把“東風壓倒西風”寫成了“西風壓倒東風”。被質問時還輕描淡寫地說只是受了當天天氣預報的影響。此地正缺右派名額，理所當然把他補上了。

　　本來，右派的頭銜對他倒也無啥，他反正原來就是那副朽木架子。只是一個月前，他剛剛與一個比他年長 8 歲的農村寡婦結婚，女人發覺他成了雙料壞人，怕連累前夫留下的孩子，立即離他而去。

　　四年后，他右派的帽子摘了。理由是他已經改惡從善。實際上，是出于縣立中學校長對政府的請求。摘帽沒幾天，縣立中學聘請他去擔任英語代課教師。縣中本不設英語課，這年高考要加試外語，校長急了，要為畢業班臨時突擊補課。問遍全縣上下，只有張先生一人懂英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