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男人》(節(jié)選)

　　四十年前我在重慶郊外歌樂山隱居的時候，曾用“男士”的筆名寫了一本《關于女人》。我寫文章從來只用“冰心”這個名字，而那時卻真是出于無奈!一來因為我當時急需稿費;二來是我不愿在那時那地用“冰心”的名字來寫文章。當友人向我索稿的時候，我問：“我用假名可不可以?”編輯先生說：“陌生的名字，不會引起讀者的注意。”我說：“那么，我挑一個引人注意的題目吧。”于是我寫了《關于女人》。我本想寫一系列的游戲文章，但心情抑郁的我，還是“游戲”不起來，好歹湊成了一本書，就再也寫不下去了。在《關于女人》的后記里，我曾說：“我只愁活不過六十歲”。那的確是實話。不料晚年欣逢盛世，居然讓我活到八十以上!我是應當以有限的光陰，來寫一本《關于男人》。病后行動不便，過的又是閉居不出的日子，接觸的世事少了，回憶的光陰卻又長了起來。我覺得我這一輩子接觸過的可敬可愛的男人，遠在可敬可愛的女人們之上。對于這些人物的回憶，往往引起我含淚的微笑。這里記下的都是真人真事，也許都是凡人小事。(也許會有些偉人大事!)但這些小事、軼事，總使我永志不忘，我愿意把這些軼事自由酣暢地寫了出來，只為恰悅自己。但從我作為讀者的經(jīng)驗來說，當作者用自己的真情實感，寫出來的怡悅自己的文字，也往往會怡悅讀者的。

　　《我的老伴》——吳文藻(節(jié)選)

　　這里不妨插進一件趣事。1923年我初到美國，花了五塊美金，照了一兩張相片，寄回國來，以慰我父母想念之情。那張大點的相片，從我母親逝世后文藻就向我父親要來，放在他的書桌上。我問他：“你真的每天要看一眼呢，還只是一件擺設?”他笑說：“我當然每天要看了。”有一天我趁他去上課，把一張影星阮玲玉的相片，換進相框里，過了幾天，他也沒理會。后來還是我提醒他：“你看桌上的相片是誰的?”他看了才笑著把相片換了下來，說：“你何必開這樣的玩笑?”還有一次是一個陽光燦爛的春天上午，我們都在樓前賞花，他母親讓我把他從書房里叫出來。他出來站在丁香樹前目光茫然地又像應酬我似地問：“這是什么花?”我忍笑回答：“這是香丁。”他點了點頭說：“呵，香丁。”大家聽了都大笑起來。婚后的幾年，我仍在斷斷續(xù)續(xù)地教學，不過時間減少了。1931年2月，我們的兒子吳平出世了。1935年5月我們又有了一個女兒——吳冰。我嘗到了做母親的快樂和辛苦。我每天早晨在特制的可以折起的帆布高幾上，給孩子洗澡。我們的弟妹和學生們，都來看過，而文藻卻從來沒有上樓來分享我們的歡笑。在燕大教學的將近十年的光陰，我們充分地享受了師生間親切融洽的感情。我們不但有各自的學生，也有共同的學生。我們不但有課內的接觸，更多的是課外的談話和來往。學生們對我們傾吐了許多生命里的問題：婚姻，將來的專業(yè)等等，能幫上忙的，就都盡力而為，文藻側重的是選送學社會學的研究生出國深造的問題。在1935年至1936年，文藻休假的一年，我同他到歐美轉了一周。他在日本、美國、英國、法國，到處尋師訪友，安排了好幾個優(yōu)秀學生的入學從師的問題。他在自傳里提到說：“我對于哪一個學生，去哪一個國家，哪一個學校，跟誰為師和吸收哪一派理論和方法等問題，都大體上作了具體的、有針對性的安排。因此在這一年他仆仆于各國各大學之間的時候，我只是游山玩水，到了法國，他要重到英國的牛津和劍橋學習“導師制”，我卻自己在巴黎住了悠閑的一百天!1937年6月底我們取道西伯利亞回國，一個星期后，“七七事變”便爆發(fā)了!

　　《追念聞一多先生》(節(jié)選)

　　我雖然和一多先生見面的次數(shù)不多，但他在我的腦中是個很熟的熟人。吳文藻和他是清華同學，一多先生的同學和朋友，差不多我都認識。從他的和我的朋友的口中，我不斷地聽到他的名字，和他的名字一同提到的，往往是他的詩，更多的是他這個人!他正直，他熱情，他豪放，他熱愛他的祖國，熱愛他的親朋，熱愛一切值得他愛的人和物。他是一團白熱的火焰，他是一束敏感的神經(jīng)!他自己說過：“詩人應該是一張留聲機的片子，鋼針一碰著他就響，他自己不能決定什么時候響，什么時候不響。他完全是被動的。他是不能自主，不能自救的。”所以他的詩就是他的語言，就是發(fā)自他內心的歡呼和吶喊，不過他的呼喊，是以有藝術修養(yǎng)的、有節(jié)奏的“跨在幻想的狂恣的翅膀上遨游，然后大著膽引嗓高歌”出來的!

　　作品鑒賞 冰心是文壇前輩，從“五四”時期開始寫作，迄今而仍然充滿創(chuàng)作的活力。一個德高望重的年事很高的與世紀同齡的女作家，寫了一本以《關于男人》命名的書，多少有一些使人驚異。讀者當然不會認為這里有弗洛伊德學說的心理含義，但是這題目又確實打眼。不錯，在40年代，冰心曾經(jīng)寫過一本以《關于女人》為題目的書，但那時作者急需稿費，里面寫的是游戲文章。而現(xiàn)在我們看到《關于男人》這本書里，所寫的人都是對于冰心來說很重要的，可以說都是從記憶的深處發(fā)掘出來的，這里寫出來的是作者很深的感情牽掛。然而，除了與丈夫的關系之外，作者都沒有從男人女人的角度看待人，也沒有從男性女性的性的角度評價人。那么，到底作者為什么取了這樣一個惹人注目的題目呢?不排除這個題目可能是一些出版家的建議，但是，在冰心這方面，她是有感觸、有思考的。她說：“我這一輩子接觸過的可敬可愛的男人，遠在可敬可愛的女人們之上。”這席話更是直率得有一點駭人聽聞了。西方和中國的女權主義者肯定要反對這個說法了。就算通常的讀者也恐怕會想不通女人怎么就比男人低呢?不是說婦女半邊天嗎?幸好這話是由87歲高齡的德高望重的女作家說出來，她的誠實，她的閱歷，她的見聞，她的體驗，都在支持她的見解。但是雖然她不是要貶低女性，而是對女性提出希望，因為她自己就是女性。所以，冰心是通過寫男人來對婦女提出殷切希望，這希望我想在中國婦聯(lián)的口號中也達到充分體現(xiàn)：自尊、自強、自愛、自重。尤其是在商品經(jīng)濟的情況下，婦女更容易受到傷害，也就更容易沉淪。這樣看來，冰心這本回憶往事的散文，就有很深的現(xiàn)實教育意義了。然而，冰心的本意，又不是為了教育什么人。冰心說她寫的都是些凡人小事，軼事，她之所以愿意把它們自由酣暢地寫了出來，“只是怡悅自己”。我敢說很多人一聽這話就會跳起來：文章是載道的，是經(jīng)國之大業(yè)，怎么能說只是怡悅自己?我們記得，列夫·托爾斯泰說過：寫作首先是為了自己，然后再為了別人。艾青說過：寫作先通向自己，然后再通向別人。冰心在說過寫作“只是為了自己”之后，緊接著又說“但從我作為讀者的經(jīng)驗來說，當作者用自己的真情實感，寫出來的怡悅自己的文字，也往往會怡悅讀者的。”這就是說，冰心用她長期積累的寫作經(jīng)驗告誡我們：要辯證地來理解創(chuàng)作動機與效果之間的復雜關系。文學作品的創(chuàng)作和接受，都是按照自己的規(guī)律來運行的，而不以人的主觀意志或良好愿望為轉移。總之，冰心的散文的重要特征之一，是用自己的真情實感，寫出怡悅自己的文字，以及自由酣暢的行文風格。冰心在這本散文集里，發(fā)揮了這種特長，尤其是其中回憶丈夫吳文藻、同學聞一多、師輩葉圣陶的文章，都是至性至情的散文。吳文藻的執(zhí)著于學術的書癡的形象，十分感人。讀了之后，誰都會想：這樣誠實厚道而又具有獻身精神的書呆子，怎么會是反黨反人民的右派分子呢?然而，冰心的本意并不在申訴這段冤屈，她只是回憶丈夫的“可敬可愛”的種種事跡。從冰心回憶聞一多的文章，我們看到高齡的她仍然是充滿活力和多思的。令人有些驚訝的是，她在事隔六十年之后，她還記起了聞一多在1926年一篇文章里的一段話：詩人不能決定自己什么時候發(fā)聲，什么時候不發(fā)聲，他完全是被動的，他是不能自主，不能自救的。決心之所以記起這些話，是因為晚年的她又面臨了這個問題。她發(fā)現(xiàn)，她與聞一多的體會太一致了：一個說不能自己決定，不能自主，不能自救，一個說只為怡悅自己，只知自由酣暢地寫。然而，他們二人都是我們民族偉大的知識分子，都是人民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