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中國的游歷家，尤其是那些任性深入的游歷家，他們闖進了外人蹤跡罕至的內地，無不大吃一驚。那里的農民群眾生活程度如此之低，卻人人埋頭苦干，他們蓋興奮而知足。就像在大饑荒的省份，如陜西，此種知足精神，普遍地廣播遐邇，除了極少數的例外;而且陜西的農民也還有能莞爾而笑的。

　　現在有許多為局外人認為中國人民之痛苦者乃系衡以邪僻的歐美生活標準之故耳。若欲處處衡以歐美生活標準，殊無人能感受幸福，除非少數階級能住居于高級的大公寓而自備一架無線電收音機者。這個標準假使是正當，那么1850年以前就未嘗有幸福之人，而美國之幸福人必尤多于巴威(Bavaria)，因為巴威地方很少回轉輕便的理發椅，當然更少電鏈和電鈴。但在中國的鄉村里頭，這些設備可更少，雖然在極端歐化的上海，那些老式理發椅已經絕跡。其實這極老式理發椅才是貨真價實的椅子，而這些老式椅子你倒可仍在倫敦的Kingswav和巴黎的Mrtroartre發現。照著者想來，一個人要坐還是坐一把名副其實的椅子，要睡還是睡在名副其實的床上(而不是白晝應用的沙發)，這才覺得幸福些。一種生活標準，倘使拿每天使用機械設備的次數來測量一個人的文明程度的那種標準，一定是不可靠的標準。故許多所謂中國人知足之神秘，乃出自西方人之幻覺耳。

　　然無論如何，倘把中國人和西洋人分門別類，一階級歸一階級，處于同一環境下，則中國人或許總是比西方人來得知足，那是不錯的。此種愉快而知足的精神流露于智識階級，也流露于非智識階級，因為這是中國傳統思想的滲透結果。可以到北平去看看著勁兒而多閑話的洋車夫，他們一路開著玩笑，最好讓同伴翻個筋斗，好叫他笑個痛快。或則可以上牯嶺去看看氣喘喘汗流浹背抬你上山的轎夫;或則可以到四川去看看挽航船逆急流而上行的拉纖夫，他所能獲得以維持每天生活的微薄報酬，僅足敷一天兩頓菲薄而滿意的苦飯。照中國知足原理上的見解，倘能夠吃一頓菲薄而安逸的苦飯，吃了下肚不致擔什么心事，便是大大運氣。中國有位學者說過：“人生但須果腹耳，此外盡屬奢靡。”

　　知足又為“慈祥”“和氣”的代名詞，此等字眼到了舊歷新年，大家用朱紅箋寫在通行的門聯里，這是一半為謙和的箴訓，一半為人類智慧，明代學者即以此意勸人“惜福”。老子有句格言，現已成為普遍口頭禪，叫做“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在文學里頭，這個意識常轉化而為田園思想，為樂天主義，吾人可于詩及私人書翰中常遇此等情緒。著者暇時嘗于明人尺牘選集中揀出陸深致其友人書一篇，頗足以代表此等情緒：

　　晚將有佳月，別具畫舫，載鼓吹同泛何如?昨致湖石數株，西堂添卻一倍磊塊新涼，能過我信宿留乎?兼制隱居冠服，待旦夕間命下，便作山中無事老人矣!

　　此種情緒當其滲入流行的學者思想，使他們安居茅舍之中而樂天知命。

　　人類的幸福是脆弱的物體，因為“神”老是嫉妒人類的幸福。幸福問題因而是人生不可捉摸的問題。人類對于一切文化與物質進步雖盡了全力，幸福問題畢竟值得人類一切智慧的最大關心以謀解決。中國人竭盡了他們的常識，下過最大毅力以謀求此幸福。好像功利主義之信徒，他們常熱心于幸福問題，勝于物質進步問題。

　　羅素夫人曾聰慧地指出：“快樂的權利”在西方是一個被遺忘了的權利，從前到現在，一向未有人注意及之;西方人的心靈常被次一等的權利觀念所支配著，他們注意于國家預算的表決權，宣戰投票權，和被逮捕時應受審訊的私權。可是中國人從未想到逮捕時應受審訊的權利，而一意關心著快樂的幸福，這快樂不是貧窮也不是屈辱所能剝奪他們的。歐美人的處理幸福問題常取積極的態度，而中國人常取消極的態度，所以幸福問題最后可以收縮為個人的欲望問題。

　　可是一講到欲望問題，吾人就感覺到茫無頭緒，吾們真正所需的是什么呢?為了這個緣故，第俄澤尼(Diogenes)的故事常令吾人發笑，同時也著實又羨又妒，因為他宣稱他是一個快活人，原因是他沒有任何欲望。當他見了一個小孩子雙手捧水而飲，索性把自己的飯碗也摔掉。現代的人們，常覺得自己困擾于許多難題中，而大部分與他的人生有密切之關系。他一方面羨慕第俄澤尼的逃禪的理想，同時又舍不得錯過一場好戲或一張轟動的影片的機會，這就是吾們所謂的摩登人物之不安頓的心情。

　　中國人藉知足哲學消極地企求快樂，但其逃禪的程度尚未達到第俄澤尼之深，因為中國人任何事情從未想深進，中國人與第俄澤尼不同之點，即中國人到底還有一些欲望，還需要一些東西。不過他所欲望的只是足令他快樂的東西，而要是無法達到目的，則亦并無堅持之意。譬如他至少需要兩件清潔的襯衫，但倘是真正窮得無法可想，則一件也就夠了。他又需要看看名伶演劇，將藉此盡情地享樂一下，但倘令他必須離開劇場，不得享樂，則亦不衷心戚戚。他希望居屋的附近有幾棵大樹，但倘令是地方狹小，則天井里種一株棗樹也就夠他欣賞。他希望有許多小孩子和一位太太，這位太太要能夠替他弄幾色配胃口的菜肴才好，假使他有錢的話，那還得雇一名上好廚子，加上一個美貌的使女，穿一條緋紅色的薄褲，當他讀書或揮毫作畫的時候，焚香隨侍;他希望得幾個要好朋友和一個女人，這個女人要善解人意，最好就是他的太太，非然者，弄一個歌女也行，但倘是他的命宮中沒有注定這一筆艷福，則也不衷心戚戚。他需要一頓飽餐，薄粥湯和咸蘿卜干在中國倒也不貴，他又想弄一甏上好老酒，米酒往往是家常自釀了的，不然，幾枚銅元也可以到汾酒鋪去沽他媽的一大碗了;他又想過過閑暇的生活。而閑暇時間在中國也不稀罕，他將愉悅如小鳥，若他能：

　　因過竹院逢僧話，

　　偷得浮生半日閑。

　　倘使無福享受怡情悅性的花園，則他需要一間門雖設而常開的茅屋，位于群山之中，小川紆曲縈繞屋前，或則位于溪谷之間，晌午已過，可以拽杖閑游河岸之上，靜觀群鵜捕魚之樂;但倘令無此清福而必須住居市塵之內，則也不致衷心戚戚，因為他至少總可得養一只籠中鳥，種幾株盆景花，和一顆天上的明月，明月固人人可得而有之者也。故宋代詩人蘇東坡就為了明月寫了一篇美麗小巧的短文，叫做《記承天夜游》：

　　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寢，相與步于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耳。

　　一個強烈的決心，以攝取人生至善至美;一股殷熱的欲望，以享樂一身之所有，但倘令命該無福可享，則亦不怨天尤人。這是中國人“知足”的精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