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國慶節前夕，我和家人要遷移到十堰定居。這個人生大轉移的大行動，是應了不滿5歲的孫子陳植松好多次的強烈要求，他的爸爸同意并且做了主張，最后由他的奶奶我們這個家的鐵桿當家人拍板敲定的。我這人向來隨得方就得圓，只要一家老小樂意，我沒有什么不樂意的。

　　正式搬家的吉日，是我自己旋轉著一枚陽刻著天干地支的專用銅錢擇定的：農歷八月二十六日（公歷9月29日）。為了一家人和送行的至親一進新居就有家的感覺和舒適，我和“連襟”三哥提前三天就乘坐一輛便車，率先裝了一車家具出發了——

　　那一天，大雨紛紛，道路泥濘，車走完了明清梁子，我忍不住搖下了駕駛室玻璃，探出頭來，一任雨水澆淋，我要把竹山城再一次遠遠眺望一回！啊，生我養我的竹山啊，難道我真的要和您道別了嗎？但是，吃了55年竹山糧，飲了27年堵河水的我，面對古老而又全新的`竹山縣城不敢道別呀。俗話說，故土難離，故人難別。然而，我最后還是附和了家人的選擇，對竹山做別離行。

　　大雨，嘩啦嘩啦地下，馬達轟隆轟隆地響，雨聲和馬達聲交織成一支使人腦袋脹滿的惆悵曲。屈身俯首，雙目微閉，回顧我在竹山成長的55年，說得上是悠怨與愜意夾雜，悲憤與喜悅并存。29歲以前，我是在縣西部中心地帶的寶豐鎮度過的，在那個真正意義上的老家，由于父親的歷史“反革命”問題被判30年長刑，我和母親相依為命，度過了“毛旦”不會打、“鐵環”不會滾、“房子”不會跳、毽子不會踢——不敢與所謂“根紅苗正”的小朋友一起玩耍的童年，度過了小學畢業考試與升學考試門門成績都優秀街道書記卻堅決不允許我上中學的悲憤恨怨的少年，度過了在街道建筑隊多勞少得遭人白眼歧視的青年時代……我不服氣命運的安排，不服氣人世和世人的捉弄，為了尋找能夠伸直腰桿、揚眉吐氣的出路，我毅然捉筆，用工地上的水泥包紙寫新聞寫消息，進而操練文藝創作，四五年以后居然成了小有名氣的業余作者。

　　幸喜29歲那年（1979年）家運隨著國運轉，我被縣里“特招”，偕妻攜子邁向了竹山縣城，來到了文化部門，干上了專業文藝創作，而且是主攻文藝形式中最難的劇本創作。雖然工資低微，畢竟成了國家干部，成了“革命同志”，還居然成為指點、輔導業余文藝創作的“老師”。

　　走上了新的工作崗位，我一直不敢有絲毫的懈怠，異常勤奮地鉆研文學藝術，終于成為湖北省戲劇家協會、民間文藝家協會、民俗學會、楹聯學會會員，我的努力得到了社會和專業機構的認可和肯定。在1979至1997年的近20年中，我一直是工作上的模范、優秀、先進，與五屆領導和同事的感情是魚和水般的和諧，干起事情來，樣樣順心順手，左右逢源。

　　1997年至2001年這五年，因為敢與新局長頂牛，我這個二十年如一的模范優秀先進評不上了。縣直機關的人都說我是楞頭青，鬧得滿城風雨的。于是，領導關系、群眾關系忽然一下子都“不好”了。

　　2002年以后的新局長上任，使我煥發了革命青春和極大的工作熱情，把我這個文藝股長該辦的文化藝術工作干得有聲有色。于是我又是連年模范優秀先進了！其實是在稍稍和諧一些的環境里，我恢復了我對待工作、事業的一慣態度，和做人處世的一慣風格與品質。

　　這幾年，我確實學乖了，弄得局長越在人多的場合越說我是個寶。說是“寶”，有溢美之嫌，準確地說是“少”。因為全縣三四十萬人民中僅有我這一個人在主要從事演唱作品的創作，這4年來，我為縣里的經濟建設確實做出了自己的努力，緊密配合縣委、政府中心工作創作了一大批文藝演唱節目。縣委書記親自安排為我買一把高級二胡，以作獎賞，組織部在提拔了許多小年輕以后也真心誠意提拔了我這個老家伙為副主任科員。

　　要離開竹山了，但是我不敢道別。因為我為竹山所做的貢獻還不算太大。在走的前一天，我專門整理了一下歌頌竹山的演唱作品，也只有42萬字的東西（其中大小劇本30部）。不敢道別，是因為我的黨組織關系、工作、工資關系還在竹山，甚至戶籍戶口還是在竹山，先人的墳塋還在竹山。不敢道別，是因為人小面子窄無權無勢，張揚了如果無人送行，那該幾多尷尬？或許同事知道了為著送不送一份禮而犯難。俗話說得好，可以多欠一筆債，不可欠人一份情！如果竹山還有用得著我的地方，打個電話，或者帶一個甩手子信，我還是會回去幫忙的，希望竹山人見了我，說一聲：“你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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