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武后光宅元年，爆發了一場由徐敬業等人發動的旨在反對武后稱制的叛亂。這場叛亂因駱賓王的《為徐敬業討武曌檄》而聞名于史。盡管這場叛亂很快被討平，但因駱賓王的這篇杰作，在世人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為徐敬業討武曌檄》筆力雄健，行文流暢，其名垂千古的文學價值向為學人所尊奉。或許其歷數武氏罪狀極具文獻價值，在最終將武氏釘于歷史的恥辱柱上功不可沒。如果將此文印證于其創作時代，又會從其文里文外，體味出它隱涵深刻的歷史文化命題。其中尤以社會權力的形成與維系、知識分子與當權者的關系，最為令人警醒。這方面的嚴酷，不僅構成了知識分子幾千年來的困惑，同時也與幾千年來知識階層沉重而扭曲著的命運糾纏在一起，千古以下仍令人深思難解。

　　《為徐敬業討武曌檄》的巨大人文價值集中體現在其篇首，即歷數武氏罪狀的部分，不僅為歷史提供了一個丑惡的統治樣本，也提示了一些歷史未解之謎。為方便敘述，將這一部分內容分句標識。其文曰：“①偽臨朝武氏者，性非和順，地實寒微。②昔充太宗下陳，曾以更衣入侍。③洎乎晚節，穢亂春宮。④潛隱先帝之私，陰圖后房之嬖。⑤入門見嫉，蛾眉不肯讓人。⑥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⑦踐元后于翚翟，陷吾君于聚麀。⑧加以虺蜴為心，豺狼成性。⑨近狎邪僻，殘害忠良。⑩殺姊屠兄，弒君鴆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夠了。引文至此，已基本體現了該文的巨大價值——其可證實內容已足為世人提供一個道德敗壞的掌權者的標本;而其不可證實部分，則給研究者指出了用力的方向。

　　現在讓我們一起來看看這些內容都是些什么。①句文章開頭就將當時的現狀與歷史結合到了一起。現實是什么?皇帝已經成年，太后臨朝稱制于古制不合。更值得詫異的是，這個違制稱制的太后的品行也很成問題。“性非和順”確有所指。早年唐高宗為立武氏為后，欲廢當時的皇后王氏，為此與大臣褚遂良見解不合。高宗出言叱退遂良，一直藏在幃帳之后的武氏出言道“何不撲殺此獠”。“地實寒微”或有數解。武氏之父地位本不甚高，她在自己家里因非正室所出，就更見低微。正因為此，武氏在太宗宮中只是一介才人，此其一。武氏被唐高宗從沙門超擢入宮，此其二。皇后、太后，都是應以母儀天下之面目面世，武氏顯然與此無緣。此等人物臨朝，實在是開了歷史的大玩笑。②句進一步張揚武氏的來歷。既然武氏曾為太宗所御，高宗再以其為妃為后，顯然是高宗的不是了。當然，駱賓王的著眼點，并不在編排兩位先帝的不是，只是著重強調武氏的尷尬出身。③句費解。昔人以為此晚節是相對于太宗朝而言。武氏以事太宗之身，再事高宗，確實稱得上穢亂。但以武氏日后的荒淫習性來看，如果在高宗宮里，有穢聞傳出亦屬情理之中。④句又一次提到武氏身事兩帝之事，并表明其原有的皇后地位是通過不正當手段得來。聯系到當年的皇后廢立風波，武氏的個中伎倆當是朝野皆知的。⑤⑥句回顧了武氏登上皇后之位的簡要過程及關鍵所在。確實如此。一向庸懦的唐高宗在廢后立后一事上，表現了他絕無僅有的剛毅。其結果昭示，朝野的一片反對之聲，也擋不住皇上的一意孤行。⑦句是⑤⑥句的結果。后半句前人解為，因武氏以一身事父子兩帝，從而陷太宗、高宗父子于獸行。確實，若武氏只是隱事高宗，不示丑于世，縱使這種亂倫行徑為人不齒，但若隱晦行事，總較之冠冕堂皇張揚于世讓人容易咽下這口氣。怎奈唐高宗喝了武氏的迷魂湯，非示丑于天下，這也叫無可奈何。或許前人的解釋還不充分，高宗朝前期，曾由武氏授意，賜其長子、廢太子燕王李忠死。而李忠的謀反罪名又顯然不為朝野接受。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高宗的此等獸行又是拜武氏所賜。⑧句為武氏品行定論，非臆斷。武氏之毒也是大大有名的：為了搬倒王皇后，她不惜悶斃親生女兒;如愿稱后，她又將王皇后及蕭妃斬去手足扔進酒缸溺斃;至于毒死親生的兒子太子弘，餓死兒媳等事，更是令人發指。⑨的前半句，前人多解為武氏重用李義府等奸人。此解不確。李等人士畢竟還是朝廷大臣，不能一概指為邪僻。在高宗乾封年間，武氏招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行巫祝之事，被高宗發覺，差點釀成了一場廢后風波。自漢武帝起，巫祝之事就被皇室嚴厲禁止。作為皇后，武氏以身犯事，盡管至駱賓王寫此文時，年代已遠，但仍是大罪一件。后半句無需解。長孫無忌、來濟、韓瑗、褚遂良、于志寧都相繼遭武氏陷害。⑩句的“姊、兄”可以指出其證據：姐指韓國夫人——武氏的同母姐，因與高宗有染，被武氏毒死;兄指武氏異母兄長武元慶、武元爽，堂兄武惟良、武惟運——此四人因早先對武氏母女無禮，及武氏立為皇后，升他們的官，他們毫不領情，終被武氏找罪名處死。而“君、母”二字一向無解。史料中也找不到武氏謀害高宗的明證。但武氏的長子太子李弘被毒死后，曾由高宗破例尊號為孝敬皇帝，這或可給弒君一辭提供弱證。鴆母一說，則沒有絲毫痕跡。或許是駱賓王寫作時為了與前句配對湊音節而作。但在此之前，其所列武氏罪狀足以駭人聽聞，駱賓王及其主使似沒有必要編排一條偽證，使武氏罪狀的整體真實性受到破壞。在沒有證據而只能臆斷的情況下，筆者猜測此事可能與韓國夫人之死有關。武氏毒死其姐，或會受其母楊氏的詰難，母因此而遭毒手。究竟如何，恐怕已成千古無解之謎了。

　　行文至此，武氏之罪大惡極已無可辯駁。而問題也隨之產生。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固然是昏君暴君層出不窮，但可以肯定，像武氏這樣有如此之多的品行低劣、公開罪惡者，再也找不出第二個。從理論上講，皇帝應是天下道德倫理的準繩。毫無疑問，以武氏為首的政權在道德上已經破產。即使以前沒有破產，經過駱賓王這一番張揚也必定破產無疑。但沒有任何跡象表明，道德破產的武氏政權曾有過任何意義上的權威削弱。據此是否可以這樣說，一個政權的生存與否，道德因素并非至關重要。這樣說確實令人吃驚，然而卻是嚴酷的事實。那么，維系一個政權的要素究竟是什么呢?或曰，是權力帶來的利益分配——當一個權力可以有效地予人以好處時，它總是能有效地運轉，正是武則天時代，最好地證明了這一點。

　　武則天不以殺功臣著稱，但她殺功臣的數量之多，在歷史上亦可名列前茅。這里所謂功臣，是指為其取得權力出過死力之人，其中有一大半為她所殺，過河拆橋的意味極重。值得一提的是，她如此做派，竟毫不擔心會無人替她的政權效力。據傳，確實有人為此提醒過她，可她的回答很耐人尋味，她以飛蛾撲火為譬，指出，盡管有飛蛾因撲火而死，并不能阻擋其他蛾子繼續向火撲來，因為只要是蛾類，就非如此不可。原來如此，社會培養的士人都必須通過入仕才能體現其社會價值，難怪他們義無反顧地以能入朝為官為畢生追求。所以，盡管中國古話里就產生了“伴君如伴虎”之感嘆，迫不及待以求伴君者，仍然多如過江之鯽。這或許與供需關系有涉，因為由皇權決定社會地位分配的數量，總是遠遠低于社會顯在與潛在的求職人數。而在封建時代，知識分子欲為社會服務，除了入仕一道，竟再無其他出路。所謂“練成文武藝，賣與帝王家”，除了皇上的“恩典”，人們并沒有其他途徑。就是武則天本人，也是靠了籠絡住唐高宗才一步一步攫取權力、擴大權力的。深諳權力三昧又修成正果的武則天之流，從骨子里輕賤知識分子和其他人才，先是使用他們，然后毫不留情地干掉他們，而絕無人才斷檔之虞。于是，在很多人還愿意為這個政權效力時，它是很難垮臺的。這就是武氏政權巋然不動的秘密所在。同時，這種現實又印證了這樣一條嚴酷的社會法則——不論社會精英受到何等程度的摧殘，都不會使一個政權迅即崩潰。它所必須承受的代價，只是社會發展的'停滯與社會生活的黑暗，而這一切災難恰好是由社會底層，包括被摧殘階層最為深切地感受著。既然施虐者在施虐時沒有任何直接損失，又怎能奢望這些暴虐會停止下來呢?

　　除了對武氏的揭露，駱賓王文章還揭示了一個反抗者自身的問題，即，武氏的種種劣跡并非到駱賓王寫作時才廣為人知，為什么到徐敬業起兵時才一下子提出清算總賬呢?原來徐敬業等人因觸犯了武氏之法，遭到貶黜，一些心懷不滿分子聚到一處，才釀成了一場大亂。那么，如果不是這樣，武則天再有十倍罪惡，徐敬業等也不會起事。于是，徐敬業等人的反抗，并非是出于公心義憤，完全是因為武則天革命革到了他們頭上，嚴重損害了他們個人的既得利益，他們動了私心私憤，最終鋌而走險。最妙不可言的是，他們居然也做成了這篇慷慨激昂的公論，盡管骨子里并不硬氣。難怪武則天之流要看不起知識分子，只要他們可以依附，他們總是會安之若素，依附不成時，才會發難，而這種發難又多半成不了事。所謂秀才造反，十九不成。

　　更有甚者，徐敬業造反不成，自己人頭落地、全家滅門不算，連祖墳都讓武則天給扒了。想當初，正是徐敬業的祖父李勣一言九鼎，為武則天當上皇后鋪平了道路，并為武則天主持史無前例的封后加冕儀式，其對武氏的貢獻應是無與倫比的，其最后竟落得個掘墓鞭尸的下場。凡為武則天出力的人，多沒有好下場。不知是報應，還是為虎作倀的必然結果，中國歷史已提供了太多這方面的范例。也許正是這種不良預后，使得整個社會保持了一份良知，也使惡勢力的膨脹有度可限。無論怎么說，武則天政權持續時間之長還是令人驚異的。由于武氏早先的卑微以及其追逐權力的行徑，受到絕對多數的朝廷正統勢力的強烈抵制，故武氏政權對所謂的正派人士有一種天然的敵視。如同武氏本人唯權是務、品行俗劣一樣，武則天時代朝中的下三濫也異乎尋常的多。并且這些下三濫根本不屑以假仁假義的面目出現，處處以丑惡本色招搖得勢，整個朝廷烏煙瘴氣，有正義感及有才干的人處處受傾軋，常常處于下風，且人材凋零。就在這種狀態下，武則天的政權經歷了諸多的內憂外患，策動了無數次腥風血雨，竟是無往而不利。是不是那些品行極差之人身負治國之才呢?當然不是。那些敗類充其量只能是構成武氏權力，并為其壯大聲勢，而事關天下氣運的國計民生料理，又非正派人士料理不可。于是，歷史又產生了一個奇異現象，即，盡管在相當多數的情況下，有才干的正直人士飽受摧殘，仿佛生物生理上的代償功能一般，那些幸免于難的知識管理人才超負荷超水平的運作，在極度不利的條件下，完成了那些看來無法完成的事，終于維系了社會不至于崩潰。

　　如同歷史上多數暴君一樣，武則天的政權基本上沒有輸給任何政治勢力，只是由于時間的自然法則而終結。于是，一千多年前由駱賓王《討武氏書》揭示的諸多命題，始終占據著人們的思考。人們沉痛地發現，此問題尚未因時代的演進而得到徹底解決。所幸的是，現在的知識階層已可以不通過仕途而實現自身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