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個寒冬的下午，我蜷在沙發后讀完了圣艾修伯里的《小王子》。次年夏天，在麗江的一間酒吧，我讀了隨手在吧臺上揀到的一本書，凡·伊登的《小約翰》。兩本書都是兒童文學的經典，圣艾修伯里是空軍飛行員，以一本《小王子》得享不朽；凡·伊登是醫生，《小約翰》則大受魯迅的垂青，并親手翻譯為中文。我當時喃喃發了愿，也要寫出一本兒童文學作品來。
然而，一些年過去了，我的兒童文學遲遲沒動筆。我為自己找理由：對于一個失去天真之心的作家，沒有比寫作兒童文學更困難的事情了。然而，這其間卻發生了一件讓我吃驚的事：我自己竟被寫進了一部兒童文學作品中。這本書，就是陸梅的長篇《當著落葉紛飛》。
我和陸梅是文字上相交多年的朋友，但直到《當著落葉紛飛》出版的前夕，我還沒有和她見過面。此前讀過她的小說，譬如《我的憂傷你不懂》，感覺到她語言的清新和親切，還有難以說盡的憂傷。這次聽說她把我寫進了書，先是當作一個笑談。在我看來，好的兒童文學作家，都有顆童心，這顆童心至少包含三方面：本質的清澈，優異的想象力，和一點點惡作劇。后來讀到她先期發表的后記，才發現，書中千真萬確有個“何大草”。這讓我既緊張，又好奇。我當然明白，我在書中只會是個小配角、一個小符號，但我還是以前所未有的心情，期待著它。
書終于從上海抵達了成都。我在郵局門口把書翻開，正看見“何大草”在送給少女沙莎的書上寫下一句話：“每一本書都有靈魂。”我問自己，“我”有這么深刻嗎？沙莎的形象印在書的封面上，亂發、大眼、撅著嘴，孤獨、委屈，也很頑強。我把書拿回去，沒有馬上讀。
再打開的時候，是第三天上午。我用了一個安靜的大半天，逐字閱讀這本書，直到讀完最后一個字。合上書，只記得“何大草”出現過，但已經模糊了。即便是書中和作者幾乎重疊的敘述人“潘記者”，也似乎隱入了幕后。在我眼前久久浮現的人，是在關中平原上獨行的沙莎。沙莎十四歲，父母在遙遠的上海打工，和她相依為命的，是88歲的老祖父。她喜歡一個人迎著落葉奔跑，而她奔跑的姿態，也像是一片隨時會被風卷走的落葉。
寫鄉村，至少有兩種寫法，一種是田園化，如魯迅《風波》中的文豪，夕陽黃昏，文豪的酒船駛過河上，遙見七斤一家在烏桕樹下啃干飯，就大發詩興說：“無憂無慮，真是田家樂！”此即所謂“詩意的棲居”，這幾年我聽得耳朵起繭巴。還有一種是苦難化，孜孜于揭露和控訴，文字有如干涸的河床，既是袒露的，也是直露的、粗糙的，和報上社會版的“特稿”差不多。
但，《當著落葉紛飛》走的是別的路。它也寫到了苦難，卻也蘊含著溫情。也寫到了孤獨，甚至是絕望，但絕望中，還有遙遠處伸來的援助的手。這后一點，很容易被誤解為“施舍”。但也正是這一點，道出了事實的真相：城鄉巨大的落差。一直在低谷里掙扎的人，多需要從上邊拉一把！
沙莎的父母，為了活下去，還奢望活得好一點，長年在遠離家鄉的城市里打工，母親有女兒，卻在照顧植物人，父親沒有房屋，卻在替別人造高樓。沙莎的記憶中，父母遙遠得宛如影子，比兩片飄飛的落葉還縹緲。她跟老祖父一塊活，一個讀書，一個挖地，共吃一鍋煮紅苕。在那種偏遠之鄉的學校，老師也未必全認得課本上的字、解得通課本上的題，寒窗苦讀、一朝出頭，幾乎是夢話。日子，不用說，真的是苦日子。沙莎有個伴，叫阿三，阿三的爸在工地上被水泥樁砸死了，媽苦得發了瘋，撞了墻，也死了。他跟奶奶活。他有他自己的哲學：
“要瘋狂些，才能不瘋掉。”
對他的日子來說，這哲學如此簡單、直接、直抵本質。阿三愛好收集刀子，并送了一把刀子給沙莎。刀子跟沙莎是相配的，因為她就像一把刀子。當幾個蠻勇少年來搶奪她的刀子時，她捅傷了其中的一個，因此而被關進了少管所。但是，刀子只象征了沙莎性格中尖銳的一面，在別人看不到的地方，她還維護著一小塊保留地，那是細膩的、敏感的，也可以說是詩化的，這就是對閱讀的喜好，對文字的熱愛。遙遠的憧憬就在這些文字中產生了。我已經使用了好幾回“遙遠”這個詞了，似乎有點濫用了，可是，對沙莎們的人生來講，好日子怎么可能是近距離。她在少管所做圖書管理員，讀了很多書，寫了很多的日記、信。周干警，她視沙莎如女兒，她說，沙莎的文筆不比“少年作家”差。然而，這改變不了一個簡單而又如鐵的事實——當沙莎看到周干警親生的`女兒時，震驚得說不出話：那女孩有著漂亮的衣裙，柔順的頭發，身負萬千寵愛，舉止顧盼生輝。她是她的同齡人，她和她卻隔著萬水與千山。
沙莎向周干警請假回家看望老祖父。老祖父正累暈死在田頭。鍋里，擱著幾天以前的煮紅苕。貧窮無法擺脫，但自由可以選擇，沙莎沒有返回少管所，她選擇了自由，跟阿三一起去流浪。天地茫茫，兩個流浪的身影，很像攜手闖江湖的俠侶，譬如郭靖和黃蓉，楊過和小龍女，蕭峰和阿朱……然而，作者沒把它寫成武俠小說，當然，更不是浪漫文學：沙莎和阿三選了一條自由之路，但也是歧路，注定沒路窮途。
故事如果就這么寫下去，可能就是一部“苦兒流浪記”，一出讓人陪幾把眼淚的苦戲。然而，《當著落葉紛飛》不是這樣一本書。它還交織寫了另外一條線：上海的潘記者——也許，可視為作者理想中的自己、或理想中的一個友人吧——因為所住小區房屋大修，認識了工地木匠、沙莎的父親。他幾乎是個文盲，幾次去找潘記者讀信，這使潘記者成了沙莎的“大筆友志愿者”，開始和沙莎通信。書信，這種古老的交流方式，像各自從千里之外伸出的兩只手，把上海和西北鄉村、把一個女記者和一個少管所的女孩子，握在了一起，一只溫暖、堅定的手，握住了一只冰涼、無助的手。當沙莎和阿三在漂泊中彷徨歧路時，是潘記者無形的手，牽住他們的衣角，把他們往回拉。潘記者告訴沙莎，作者告訴讀者，沙莎，將不再是孤零零。（在“往回拉”的過程中，他們邂逅的一個作家，也起了一點點作用，我很慚愧也很榮幸，這個作家恰好名叫“何大草”。）
這部小說最震動人心處，是對艱難世事中弱小生命的書寫。但，它最感動人心處，卻是向前推進的那一步：對弱小生命的救助。在貧瘠干旱的土壤里，再頑強的種子，也需要有人澆水松土，才能生根發芽。
合上《當著落葉紛飛》，我再次相信，陸梅是個理想主義者。同屬于作家，相對于她書中細膩、豐沛的關愛，我筆下的溫情要吝嗇得多了。因為，我基本上是個悲觀主義者。然而，連我自己都難以解釋的是，我這個悲觀主義者，記憶中最為難忘、最為美好的讀物，卻多半是理想主義者的書。就是在這看似自相矛盾的心情中，我更能體會到，這個充滿焦慮和孤獨的人世，是多需要天真之心、悲憫之情。
寫到這兒，我順帶捎上一個可能永遠無法實現的建議：把“兒童文學”從文學的歸類中刪去。因為，“兒童文學”很容易讓人誤以為，是寫兒童、并專供兒童閱讀的作品。而事實是，一部好的“兒童文學”，既能吸引小孩子，也能打動我這樣的中老年人，以及如魯迅這樣嚴峻的大師。但愿，（再一次發愿），我能在真正返老還童之日，寫出一部《小公主》或者《小老頭》……這當然是奢望，但也是個溫暖自我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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