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寫的一篇文章談論了國罵，這幾天整理文章，發現有幾個留言不錯。博友——知秋——評我的“國罵”，講了一個故事：“理發匠給皇帝理發,發現皇帝是禿頭，但又不能說出來，憋得慌，向大師請教該如何辦：‘我再不講出來我就得憋死了！’大師教他一個良方。理發匠跑到野外掘個洞，把嘴巴對著洞連喊三聲：‘皇帝是個禿子！皇帝是個禿子！皇帝是個禿子！！！’喊完用土埋上。你猜，這個洞子后來怎么樣？”我說：“想不出來。”他回答我，說：“長出了兩棵狗尾巴草。哈哈……”

　　其實，這個故事，在哪里看到過，但當時沒能像知秋這樣，想想后來如何。他思維睿智。知秋問了，我也想了，怕出洋相，并未作答。答案可能是：一，他徹底松快了，再不去想，再不被這個事憋住，再不會失眠；二，他還是提心吊膽，比沒有喊出來還惶恐，他怕有什么人聽見，又怕上天、土地知道終究要受罰；三是，每次給皇帝理發，看到禿頭，想到自己終于說給地洞聽了，不免覺得好笑，笑得手老哆嗦，終于有一次不小心刀子剌破了皇帝的頭皮，終未免于一死。

　　我又想起改革開放初期，時任文化部長、曾是知名右派的王蒙先生出訪的一段趣談：王部長出訪西方，主人送給他一個禮物盒子，綴帶系好，王蒙道謝后，并沒有打開。上了講壇，有人提問：先生，我們西方人收到禮物都要當面打開看看，連聲說好啊好啊！謝謝、謝謝！你怎么沒打開看看就說謝謝呢？

　　王蒙先生回答說：我們中國過去窗戶上不安裝玻璃，糊上一層窗戶紙。有好事的人，不知道隱藏在窗戶里面的人在干什么，用手指頭在嘴里沾一點吐沫，往窗戶紙上一捅，偷偷看看里面在干什么勾當，啊——！凡是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干的事里面都有！真的，九十年代初，我記住王蒙的教誨，在與日本熊谷組吉田先生會面時，人家送給我一盒禮物，當時就沒打開，盒子大小如一方宮磚，回家打開，里三層外三層，最后出現在面前的是一支簽字筆，一、二十塊錢，當面打開，為難。

　　俗話說：罵人不揭短，打人不打臉。這位剃頭匠求教的大師定是儒家學者無疑。有道是：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豈不比當今那些有不齒行為的名人、公眾人物好多了么。當然，這些公眾名人一般的避避謠，就是打官司，也能“洗刷”掉真正的污垢，前些年我頗懷疑那位磁性聲音的人之緋聞如何打贏了官司，大概還是人強馬大之故吧。我本是文化人，那時不知怎么地也冒出了一句國罵。而作為當事人只好開口大罵了，可能也就是國罵了。嗚呼！難道還不許弱者長吁一兩聲么！？！

　　但是如果這個剃頭匠到處對好友傳說這件事，說不定有人不信，更有甚者，一傳十、十傳百，可能傳出皇帝頭上長的不是頭發，而是兩棵狗尾巴草也未可知。君不見，戲詞里有：“裝成假象如真相，捏作虛情似實情。”

　　在我們天天日日的活動中，不免有人無事生非、有人無因罵人、有人閑的編排別人、有人喜歡打聽傳說緋聞。玉可碎不可改其白，竹可焚不可毀其節。走自己的路吧，不要左右顧及，心中快活，活得自在，正是這樣的人所妒忌的，何不讓他們看著生氣更好嘛！

　　老友知秋評我的文章還說：

　　“有人說,粗口是宣泄,也是一種力量表示,不知與國罵有無直接關系。”呵，一句話使我頓開茅塞。

　　素來有口頭文學的行當，所以，說話、罵人、狂吼、吁聲，當然與國罵類的同聲譯也有著直接關系。

　　從這句話引伸，國罵本來就是一種宣泄。也是一種有點無可奈何的“力量”表示，試想，對任何事物、人物、態勢、結果，如果有辦法、有力量、有余地、有妙計，也不會用粗口，所以只能是“無可奈何”的了。至于富有反抗性，蘊有力量的民族，叫苦是沒有任何作用的，由哀音變為怒吼，哪怕是粗話，文學也就出現了。反抗就快到了。正如《紅樓夢》里的焦大，他罵賈家門口的一對獅子都不干凈，其實，也有點無可奈何，發泄而已。到底，焦大還是附屬在那個家族里的，罵罵還不是為了那個家族好起來啊。罵罵無關緊要，還是被捆入馬槽挨了一頓打，因為，你罵了那個當家的及其祖宗，不管你是不是會讀了水泊梁山而聚眾造反。其實，他是不會造反的，不過是小罵大幫忙。

　　話又說回來，粗口，包括國罵，也看對誰、為了誰、什么場合。正如在米粒上刻一篇《蘭亭序》之類，文明是文明矣，然而掛到長城或敦煌的摩崖上，那就渺小得很，盡管就是被世人頂禮膜拜的肖像一樣，偉大文明的可以，但是就是經別人指點，可巧又有風沙撲面而來，或者虎狼成群圍了上來，誰還有那閑工夫咬文咂字搖頭晃腦地去朗讀啊。這種時候當然用不著雅。

　　國罵，就是國粹吧。什么是國粹，只有本國獨有，但也未定是好的。小女子臉上有一個瘡，與眾不同，醫書上也沒有記載，似乎有點‘粹’了，還是割了去好不是。

　　所以，大家還是把心中的恨、怒、哀、怨從長計議吧，得閉口時且閉口，能饒人處且饒人。我總覺得還是堅持我的BLOG里發表過的《我的家訓》中一句話“善待小人仇怨”為好。

　　不過，人要是永不發火，是要憋出病來的。我的經驗，非有適當時機時，一個月發一次火，即使帶一次粗話，對身體健康是非常有好處的。不過，養成不粗口，想在發火時粗口一下子，也難。

　　國罵，凈化起來也不容易。

　　國罵“他媽的”從什么時候就有的，還真難考證。不過從“民國”就已流行，是確切無疑了。魯迅就曾有一篇文章《墳"論‘他媽的’”》，把這句話提升為國罵了。淵遠流長吧。不知古代文言文是不是這么說：伊娘！（一笑）南方有：娘西比，倒是等同語。反正分布廣、使用多。

　　語言污染和國罵并行不悖。

　　在舊社會，國罵多在所謂‘下九流’中流行。就起因，乃“士之流既然用祖宗做護符，被壓迫的庶民自然也就將他們的祖宗當作仇敵”。

　　“大革文化命”的時代，國罵被“老子反動而混蛋”、“砸爛狗頭”之類所代替，風行一時。仿佛口不罵人就不是“革命派”。

　　皇朝時代，士大夫類的上等人，也并非“決不出于口，更何況筆之于書”，不過總是還比較克制。就如開‘面的’的開車光膀子抽煙，等他換上桑塔納時，就西裝革里了；又如在偏僻的小飯館里，可以到處亂吐亂扔，到了大酒店里自然就有作派了。但是，“國罵”“無論如何也是卑劣的事”魯迅還一針見血地說：“中國人至今還有無數‘等’，還是依賴門第，還是倚仗祖宗，倘不改造，即永遠有無聲的或有聲的‘國罵’”。

　　所以國罵和社會發展、安居樂業、和諧張揚、文化普及有很大的關系。如果人們一直籠罩在壓抑、怨恨、憤怒、抗爭中，人們不能極大的享受改革開放的成果，沒錢學習，沒錢吃飯，天天聽到的是謊言、“政績”、是一小部分人的新聞、是“已有40%家庭有了私家車，有的家還要買2、3輛”、是早早的在報告中說“已整體進入了小康”，一大串的“被……”是“極為重視”、“第一時間及時處理”、是“親兄弟好鄰居”不絕于口……等等，等等，國罵可能會強行止于口，但要從心里消除國罵，任重道遠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