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夜里，又夢到了魏傳憲老師，半夜醒來，心里悵然若失。轉眼之間，他因為可怕的癌癥離開我們已經十年了，每每想起那些與他在一起度過的美好時光，我就忍不住嗟呀再三，撫膺長嘆！
二十六年前，我在二中上高一，傳憲老師是學校教導主任，本來不給我們代課，可是高一下學期教我們的語文老師因被學校安排去外地進修，他被臨時安排給我們上語文，我便得以與傳憲老師有了真正的師生緣。
在此之前我與傳憲老師是見過幾次面的，因為他的女兒魏敬愛與我是初中同班同學，開家長會時見過他，但是由于那時年少膽小，根本沒有正面瞧過他長得什么樣子。直到他給我們代課，我才真正注意到他：他身材矮胖，腦袋大，脖子粗，左邊額頭上有一道長長的疤痕，看上去樣子十分兇狠。還有一個顯著特征是他的臀部很大，經常穿一條當時流行的咖啡色喇叭褲，半條褲腿都沾滿了塵土，我們老是偷偷笑他走不動。可是他一站上講臺，就立馬與他的外表判若兩人，他在講臺上手舞足蹈，不停走動，講起課來抑揚頓挫，旁征博引，讓我們這些山區的孩子簡直佩服得五體投地。
四川人有一句經典的自嘲：“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四川人講普通話。”在我們山區，全校老師包括語文老師沒有一人講普通話，只有他是一個另類。他是土生土長的南江人，又在川內學校上的師范，其普通話水平可想而知，可他不顧流俗，堅持用普通話教學。尤其是他在課堂上為我們朗誦《中國愛情詩賞析》當中那些經典名篇的'時候，那蹩腳的普通話經常把我們逗得哄堂大笑。但是笑歸笑，我們這群情竇初開的山里少年還是在他的啟蒙下，極大地開闊了我們的文學視野，為我們播下了一顆充滿激情與想象的文學種子。
我在校期間，傳憲老師已經是全國的教學名師，他在中學語文教學研究方面發表了很多學術論文，還擔任著陜甘晉川冀五省語文教學研討會副會長，經常有人邀請他外出講學。他在課余還與人合著了一本《女中學生與美》的書，我至今能想起來那是一本淡藍色封面、裝幀著一朵像是百合花的小書，大約一百六七十頁的樣子，他還專門為我們講了其中幾個章節，主要是美學欣賞。說實話，當年我們學校大部分孩子來自山區農村，不僅衣不蔽體——穿的是補丁摞補丁的“八國聯軍”，而且食不果腹——吃了上頓愁下頓，自顧尚且不暇，哪里有心思關心女同學美或不美呀，所以把那本書草草翻了翻就不知扔到哪里去了。但是，我還是對他無比崇拜，在那個年代不是誰都可以出書的，能夠著書立說的人絕對靠的是真才實學，我雖然沒有讀懂，不是先生的好弟子，但是先生的真學問卻是社會所公認的。
傳憲老師教學之余，還把學校的文學社搞得風生水起。在他的支持指導下，學校以高中部學生為主辦了一個春雨文學社，我也是成員之一，剛開始是油印小報，我們自己刻蠟紙、自己印刷，發行的范圍僅僅在本校之內。后來，他找到一個得力助手叫何東曉，是我的學弟，十分熱衷詩歌創作。傳憲老師自籌經費，何東曉具體操辦，把昔日的油印小報換成了鉛印報紙《同學少年》，文章質量、版面裝幀有了很大提升，報紙發行范圍也從偏僻的南江二中一隅逐步擴展到川東北多所中學。我當年在報紙上發表了一首小詩《如果》，可能傳憲老師從中看出了我的某些文學潛質，他課余時間找我談心，告訴我文學創作也是一條出路。我當時想也沒想就一口回絕，“文學創作是黑道，我絕不會以文學為生！”傳憲老師非常失望，說：“那你就走你認為的紅道吧！”其實當時他早已看出來我偏科嚴重，數學鮮有及格的時候，通過高考進入大學幾無可能。師弟何東曉就聽從了他的建議，一門心思撲在文學創作上，在校期間獲得全國“十大校園詩人”稱號，高三畢業即被四川大學破格錄取，而我當年則名落孫山。雖然后來經過補習，我勉強考上北方一所三流大學，選擇了與文學沒有關聯的經濟管理專業，我也暗自努力要向老師證明我當年沒聽他的建議是正確的，可是畢業過后經過二十多年的打拼，我既沒有憑借經理管理知識發家致富，更沒有在時代大潮中建功立業，反而是在很多個夜深人靜的時候，默默用文字舔舐自己在爾虞我詐的經濟社會中所遭受的暗箭與傷痛。假如當年聽從了先生建議、或是大學選擇與文學相關或相近的職業，我現在的生活會不會是另外一種狀態？
在高中時，有與傳憲老師同村的同學為我們講過一則軼事：說是他青少年時期受過一個小名叫“粗魯子”的人欺負，生性倔強的他一直耿耿于懷，苦于又找不到抱復機會。后來，他的兒子降生，就給自己的兒子取名為“粗魯子”。這個敦實的小男孩經常由他姐姐帶著在校園里玩耍，我們叫他，他都嘿嘿一笑。我很懷疑這個故事的真實性，覺得以傳憲老師的品德斷不會如此低俗，但是想起歷史上文人搞怪的事也層出不窮，對那些恃強凌弱的惡棍進行惡搞也不見得就拉低了品格。可惜，斯人已去，今生今世我是無法向他親自求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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