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

　　這是一副古老的對聯。它明確地作出交代：做和尚的要撞鐘跟說話的要有證據，乃是必須的。若不撞鐘，和尚就不像是和尚；沒有證據，話也不像話了。

　　這也就是說，撞鐘是做和尚的本份，證據是說話的依憑。以本份為依憑和以依憑為本份，都是切實可靠的。反之，則是不靠譜的虛妄。那么，為何做和尚的撞鐘要跟說話的有證據相提并論呢？

　　這首先是因為和尚（僧侶）是社會中的特殊群體，這個群體從一開始就是有組織的；這個組織，叫做僧團。最初的僧團，在印度是以叢林為根據地。但佛教傳入中國，在漢化的同時，由漢人組成的僧團變成是以寺院為根據地。單純的僧團，是沒有產業的。寺院的形成，使佛教走向產業化。而在產業化的關系中，僧團與寺院成為利益共同體；于是，和尚（僧侶）便成了僧團利益、寺院產業的經營者。寺院既是僧侶生活的`地方，同時也是工作的場所。僧侶的日常生活與勞作，必須服從寺院的安排。而寺院標準化的對僧侶發號施令的器具，就是鐘、磬、鼓、板。晨鐘暮鼓、磬板悠悠，是寺院與僧侶的正常化存在。一旦鐘停板歇，那就是寺廢僧散。做和尚的有鐘撞，既是有寺院住，又是與產業共依存的說明。

　　產業，是人生可靠的依憑。證據，作為說話的可靠依憑，好比是產業，也可以比擬為寺院；說出有證據的話，那就好比是有寺院住有鐘撞的和尚；沒有證據的話，好比是個野和尚。

　　將這副對聯拆開并丟掉下句“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于是，單獨的上句“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被人們當作得過且過的意思進行理解。隨著這種理解的廣泛沿襲，原本上下句完整的對聯漸漸地成了埋在地下的文物，而那單獨的斷句便完全地呈現于另一種效果。

　　由此可知，割文裂句、斷章取義，是對文本原意的歪曲。這甚至會扭曲文化。

　　應當說，文化，是人類在世界所獲得的真正產業，并且是始終唯一具有最大成效的。雖然，文化是人類與世界合作的產物，但人類是主動的，世界是被動的。因此，文化要以人類與世界合作的平等為基調，引導人們的居于主動地位要與被動的世界達成一致、從長計議，才會具有普世價值，成為人類永久的受益。

　　文化最大的作用，是讓人類的生活從野蠻的原始過渡到粗糙的簡樸再發展為精致的簡約。在發展為精致的簡約的同時，另有復雜的繁華，以囂張的勢態呈現，很能讓人為之迷惑。而這種迷惑，主要是在于人事之上的，它突出于人類的主動，甚至忽略了與世界以及個人所處之環境的平等合作，使人心迷失于主觀自我的得失榮辱，陷入了虛妄乃至瘋狂。這也就是說，文化在利益人類而發展的過程中，會派生出違逆其本份的項目。

　　簡則真，繁則妄；真則物我平等，妄則自高自大。時時處處注意與世界、環境的平等合作，不突出自我，才會本份地保持簡樸或簡約的生活。這也就是說，生活的本份是融合在生活環境中相互依存的平等。而文化的根本立場，是人類與世界進行合作的平等。生活的本份與文化的根本立場，是統一的。因此，凡是復雜的繁華被浮囂虛張而大行其道的時世，必定是文化遭到了扭曲。

　　文化的被扭曲，許多精致文化的真實義就會被曲解。于是，簡單的日日撞鐘，會被看待為得過且過！而迷失了靈魂，行尸走肉般沉淪物欲的華麗影像，卻被作為鮮艷的精彩！

　　文化的正本清源，需要每一個時代不斷地堅持。生活的保持本份，需要每一個人不懈的反省。因此，做人要認真撞鐘，不要得過且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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