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在人記憶里的，往往是童年的那些趣事兒；而刻印在記憶深處的，則是生我養我的故鄉。

　　我的故鄉名叫“西五里坡”，在我現居地沿河古城的南山上，兩者相距恰好五里地。小村只有六戶，共三十口人，分李、王、師三姓氏，李姓占多半，但三姓氏相處得卻很和睦。

　　小村人少，自然沒有學校。適齡孩子只有翻山越嶺，到又五里的東五里坡念書，那里設了一個小學校，只有一兩個老師教。用現在的話講，我的故鄉真是交通不便、信息閉塞。小學生升初中，要來我現在的住址——沿河城來念，并且能上高中。記憶中，兩下里上學路都不好走：不光羊腸小道，而且山勢陡峭，有一定的危險性。可我們一些孩子，每天都樂此不疲地跑，無意中，送去一個又一個酷暑寒冬。記得上初中后，沿河城夜晚愛放電影，而我們又最先得到消息。晚上放學回家后，跟村里人一說，有些人竟比我們還興奮呢，也不顧干罷一天活的'勞累，匆匆吃過晚飯，就隨著我們急急地跑下山來，看完電影再爬山回去，可就是半夜里了，而我們無形中卻又多跑了十里路。

　　童年的日子，貧窮但也快樂，無論大人孩子，頭腦都沒有現在人想得這么復雜。我們孩子每天除了上學，回到家里出了幫大人做做晚飯，剩下的就是玩。玩的花樣不多，卻也吸引人。比如彈球、拍寶和捉迷藏等，都勾著我們的魂兒哩，而最有意思的，還是三爺家的小兒子國叔對我們的組織。國叔穿了三爺的破羊毛大衣，搬把椅子一坐，自封是《智取威虎山》里的匪首座山雕，又給我、鬧子、小利和老根兒分配演欒平、胡彪等匪徒，對他這個“座山雕”屈膝磕頭；再不就是國叔演《紅燈記》里的李玉和，手里提著個破飯盒子，而我們有的人演叛徒王連舉、鳩山等……小村里最熱鬧的氣氛，都是我們給制造的。國叔還愛讓我們給他干活——比如推碾子。一簸箕玉米豆推碾完后，許諾給我們每人幾張書紙疊輪船或盒子槍用，就這，我們也是如獲至寶，而所有這些，沒有人感到自己的童年不快樂。

　　對父母的理解，還是在我漸漸長大之后，才知道日子并不像我們感覺得那么好。父母每天都去地里勞動，出力、流汗自不用提。可問題是：干罷一年活，到年終結算時，有時竟還超支！父母的臉上從來都不見笑容。我的心便不由地沉了下去，腦子里也不再只想自己，而是開始想家里日子的難處……我后來之所以考上高中后而沒有再念書，就是因為如此。我當時心態是那樣地果斷和堅決，以致于包括老師和任何人的勸說都聽不進去，就選擇了回家去幫父母——那時，我剛剛十七歲。雖然體質單薄，可照樣每天和大人們去地里勞動，無論干什么，我心里一點都不怵。記得我回家勞動的第一年，每天掙8分，跟婦女一般多；而第二年，我就掙上了10分，跟男勞力一樣了。我的手把活很快，且有耐力，獨獨喜歡在烈日下為禾苗除草。在艱苦生活地磨礪下，我沒有讓自己隨大流，而是在工余時間，對精神生活內心充滿了渴求。當時的小山村里，每天只有公社喇叭的早晚半小時的廣播，還有一份《北京日報》，幾本圖書，我自己把這些都當成寶一樣看待。除此以外，我自己還托國叔在去滄州他大姐那兒時，給我買過一個帶黑皮套的收音機，每天晚上，躺在熱炕上聽相聲和廣播劇等。再后來，我愛好上了文藝創作，每天夜深人靜時，是那樣忘我地投入著……在小村里，我在自己制作的木線軸“臺燈”下，經過屢次的失敗和考驗后，于上世紀八十年代，在《北京日報郊區版》上終于發表了我的第一篇散文——《你好，郵遞員》。

　　以后，隨著得知鄰村有人也對文藝的愛好，但又苦于學不到文藝創作知識，我又突發奇想地手刻蠟紙，自己創辦了油印的《文藝小報》，并設有創作版面，供社內外文藝青年交流。忘不了當時區團委的韓生輝，還領著《北京日報郊區版》“青年之友”專欄的主編肖衍慶老師，專程來故鄉看望我，并給予了我莫大的鼓勵。

　　故鄉的艱苦，磨練了我堅強不屈的意志。我從小山村走出來，依然帶著小村人固有的待人熱情和真誠。轉眼間，我們在“小村并大村”的時局下，已搬離故鄉有27年啦！從最初的時常回去看看，到今日因忙生活而對她的漸漸疏遠，可我內心依然對故鄉的感情不變！她給了我生活的渴望，也給了我人生拼搏的信心，更賦予了我對生命的珍愛。盡管她因人走屋空，而呈現出一派荒涼景象，連崎嶇盤旋的小路，也被荊柯覆蓋了，可是，她在我的心中始終神圣著……此時此刻，當我內心情感驅使著兩腳，欲踏上回鄉的小路時，我忽然感到路邊的巖石、小草和荊柯，它們都在像久違了似地在歡迎著我，身后悄然響起它們驚喜般地竊竊私語……我知道它們在說什么。那便是——

　　“快回故鄉看看吧！那里的一切都快想死你們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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