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不是輕易能體會到的，家是你的歸宿，家給了你什么，你就得到什么。

　　祖父祖母在我們的印象中是混淆的，因為有大小兩個祖母，在父親兩歲之后她們便相繼去世，所以我們并不清楚父親的生母究竟是哪一位。那時只有家是個深刻而且真實的東西。

　　在這個六口人的小組合里，只有母親一個家庭主婦。父親常年在外地工作，一個月很難回一次家。面對著那五畝四分劣等田地，母親仍然將它料理得干干凈凈，齊齊整整；茅草廂房已傾斜了十八度，樓板早在父親流落曾祖婆家時被強盜席卷一空；兩間松篾老屋總是通了又編編了又通。后來父母說他們二十年的功勞就是守住了這幢破房，如今還有幾匹籬笆掛在老屋檔柵的柱子上，廂房也改成了二層平房。那時我們兄弟四人都還小，幫補不了家計，母親說我們不打不鬧不惹事生非就已經給她減少很多麻煩了。

　　父親是工薪階級，母親也因此沾了光彩。但在那“共產共享”的“公分年代”，一個月還沒吃完一撮箕谷物，月底還能從油罐里刮出一二兩油來。大哥穿的錦衣二哥穿，二哥穿了不爛三哥穿，三哥穿著小了我還可以穿；書包襪冒也是如此，到我這兒就像是收藏珍品一樣壓在箱子里，母親總在為找一塊碎布或手絹時翻到這些，看著他們發一陣愣還是舍不得扔。母親還省吃儉用為我們添置新衣、買學習用具，我常常看見她飯沒吃就躺在房間里一聲不吭。在吃方面，母親什么都會做。那時最好吃的要數炒面，那是一種把燕麥炒脆后磕成面，加糖和開水的吃法。第一次吃的人不小心都會被嗆著，尤其是和得干了難以下咽時嗆出淚花的滋味，至今我都還記憶猶新。逐漸長大的我們懂得用門板來劃分自己的領地，卻從中發現了發黃蛀爛的糧票菜票，還有布票，為什么存的是這些充值票而不是錢呢？在門板的刨溝里還殘留著蛀蟲的糞便，可想之前他們是那樣幸福地生活在這樣一個狹小的空間里。

　　記得小時候，母親起早去掙公分，大哥成了我們的保姆。天都黑了母親還沒回來，一天兩餐都吃那玉米面蘭瓜稀飯和紅薯粑（有時也吃麥麩和狼橛），水食貨早就消耗殆盡，螬（曹）家與肚（杜）家的“官司”正糾纏不清。大哥看我們可憐得不行，便給弟仨一人一個紅薯粑，他自己卻借看書一直等母親回來；我的雙腳在冬天常常長滿凍瘡，母親就把我交給三個哥照看，每天上學放學他們都輪流背我，回到家后母親又把我往地爐洞里一塞，一個時辰之后我又能自由自在地飛跑，母親第二天又不得不重復著昨天的叮嚀。那時我們竟可以貌似虔誠地用豬簍盛下這些絮絮叨叨，哥們竟可以教我一個使豬簍看上去很滿的辦法：在豬簍半中腰撐一兩根橫木棍子，豬草就搭在橫木上，如果被母親發現了，那半簍就是他們的。直到我考上大學，才明白母親為什么要在陪我走不完的路上說許多話的原因。盡管哥仨沒成大器，他們也美滿地走進結婚的禮堂，每人都得到屬于自己的那一份，沒有紛爭，不像父母當年那樣空對著兩堵篾墻。

　　這時的家因為哥仨的分立而被劃分成四塊，我還在念書。似乎是余下的這塊暫時收留了老爹老媽，也是這一塊好像成了寶地，有父母守著，一切的財產都不會流到他人手里。我該本份地幻想著有父母的關心和史長的支持，還有侄子女們在周圍呢喃的聲音，我現在是這個十三口之家唯一的驕傲和榜樣。然而，我的要求似乎高了一些，我不該得到這么多。我的哥們只念到初三，而我卻上了大學，無論在知識或金錢上都大大優越于他們，如果用上大學這筆錢就可以為我討好幾個老婆，或者平均了哥們就可以不必去辛苦上半年。用中國前些年的某些現象說，如果多數人都富了便是基本達到共產主義，而只有少數人富就是走資本主義。我想我正是犯了這條不該犯的錯誤，所以每次回家取生活費時總要聽母親作“普及共產主義思想”的工作匯報：也無非是沒照看好小家，餓著了孫子；重男輕女，壓歲錢給一個不給一個；放牲口亂拉了幾堆屎，見不得有匹雞毛粘在哪兒；大家占了肥地，二家沒了灰塘，三家多用圈房……于是妯娌間嘔氣，婆媳間冷眉，史弟間揣測。二老沒法只能把余下的拿來割舍，人說從小看大，由大看老，父母該是看到了“自己”。我理解母親的心態，但要四平八穩的端平一碗水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有一天我和女友叮了幾句，沒料到那居然是我們分手的征兆。三年來我一直很真誠、很忠厚的愛著她，曾經的點點滴滴是那樣的熱烈、那樣的銘心刻骨。想著如果這段感情能夠長久，我愿意放棄任何一切優厚的生活條件，甚至我那令人嗤鼻的家。我不知道自己是何時變得如此自私，想要脫立那個曾用蘭瓜稀飯和紅薯粑把我養大的家而獨自去享受愛與被愛的幸福空間。想不到曾擁有卻在瞬間失去，一切努力都等于白費。母親勸誡過我別輕易相信外人，我曾背叛了家，又背叛了自己，我決定還是回去。母親撫著我的頭輕輕地說：“回來了就別去哪兒了，我們也想有個人陪在身邊。”

　　父母都是進六十歲的人了，哥們都能顧好他們的那個家，屬于他們的他們已經拿走，我也自然會得到屬于我的那一份，可我還不一樣把父母擠到了空墻之外？他們還不是得去面對，而且是“四壁青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