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冬，我早就對家人說過，單位臘月二十八放假，我要回家過大年。然而，天有不測風云，二十九日，老天突然變臉，寒風呼嘯，白雪飛揚，誠然，親人們都相信我不會失信的，仍然按照老規矩，早已分居另住的三四代人全集中到我母親那里過年。然而，直到夜幕降臨，風雪仍然肆掠未減，兒孫輩都認為我不會回去了；但老人們并沒有失望，仍然等著我去團年。

　　當我頂風冒雪、一身泥水出現在他們面前時，仿佛天外來客，不禁令親人們驚喜之中夾雜著諸多同情和些許嗔怪。73歲的媽媽撫摸著我的手說：“幺兒，來不倒呢，就不要來了嘛，看你冷成這樣子！”嫂子們和我開著玩笑，妻子讓我快去洗個熱水臉。

　　當我打開包袱，一樣二樣地取出一斤白糖、一條肥皂、一條香煙、兩斤豬肉、一斤菜油、5斤白酒之時，親人們的情緒一下沸騰了，一個個不禁為有這樣一個在縣革委機關工作的我而臉上泛起幾分驕傲的神色。我雖然佯裝高興，臉上卻不禁凸顯出幾分苦惱人的笑來。

　　我為什么會拖到那時候才回家？說來話長。為了買到這一點點過年料子，我曾低三下四去求人，還要抹下臉來開后門，占了別人的便宜。

　　雖然當時已經不像1960年回農村過年，吃飯需帶糧票，還得附上持票人所在單位的證明書方能在家鄉糧管所買到口糧那樣了。但是，諸如糖、油之類的副食品，則只能由非農業人口的戶口所在地供應，農民是沒有供應的。要吃到油肉之類的食物，就得從工作地點帶回家。

　　在外地工作的人，領著工資，回農村過年，不帶點食物，心中實在過不去。然而，那時區鄉物資匱乏，城市也不富余，好在我已跳出“農門”撈了個非農戶口，春節可比農民多得4兩白糖、半斤豆棒、半斤白酒、半斤菜油、半條香煙和1斤豬肉等特殊供應，已經顯示出非農業人口的優越性了。可是這點特殊供應物資帶回家鄉，還不夠全家人共進一頓晚餐，怎么對得起“江東父老”？

　　家人對干部、職工回家過年的物質期望值很高，不在吃多少而在于炫耀。我又難得回家一次，為不因物質太少而尷尬萬端，年前我便千方百計拉關系、走后門，鉆頭覓縫找食品。如捅點包谷供應指標去兌換幾斤白酒呀，將不足1斤供應的白糖、菜油等買足1斤呀，將半條（3包“藍雁”兩包“朝陽橋”）香煙轉換為一條“藍雁”煙呀……都得先到相關管理單位找票，才能到銷售單位購物。這種曲線買東西，每次大約要花十天半月的時間，其中還要用熱臉去貼了一些人的冷屁股，昧著良心去占了一些人的便宜，內心實在惱火，但有什么辦法？我那2斤豬肉一直等到大年三十的中午，其他顧客走完了，我才從屠夫的后門里拿出來，所以，直到晚上才趕回家！

　　說來也可憐，到處托人情，鉆空子，花精力，耗時間，陪笑臉弄到的食品，自己一點不敢嘗，什么味道也不知道，原封不動帶回家，自己只覺一味苦：購買苦，保管苦，途中攜帶更是苦。那時機關無車輛，公共汽車極少，能夠搭乘一輛貨車已屬身份不凡，拖拉機也要有點“小星宿”的人才搭得上，大多數職工的大多數時間都是徒步背包，長途跋涉回故鄉。

　　記得某一年，時逢數九嚴寒，天寒地凍，車輛停開，我就步行回鄉過大年。途中走得口干舌燥，也只能找口山泉水解渴，包袱中的酒是定要背回家去，待到大年三十夜吃團年飯時，用以貢菩薩、敬祖宗之后，全家人才能共享。那年，我“人托人”的買到3瓶簡裝白酒（那時精裝酒十分罕見）回家，想看妻子愁何在，肩挎酒包喜若狂。誰知“麻雀子歡喜打破蛋”，途中休息時，挎包未放穩，落到石坎下打破一瓶，有同路人不愿讓那酒白白流掉，而又流酒難收，急中無計，便用嘴在包外接喝。那帆布包已年久失洗，濾出的酒又苦又臟，可那接飲人硬是一不怕苦，二不怕臟，三不怕醉，以能一飽口福為得。皆因一失手丟一瓶酒，讓我迄今未能忘。

　　在那商品匱乏之年代，人格遠比商品低！友人告訴我：某君從黑龍江畔，輾轉萬里，帶著60多斤白糖、黃豆、白酒之類的年貨去到天涯海角，一路艱辛難以言表，而今青年人一定會說他冒傻氣。可當時他帶回家中，惹得全村人人眼讒，他也成了家人炫耀的資本。堪稱只以食物喜，不以人格悲。

　　而今好了，大城小鎮，農工商貿，平時商品琳瑯滿目，花色品種繁多，春節物資更加豐富多彩，任爾各購所需，且不需什么特殊供應，應聲送貨上門。如此市場經濟發展中，回農村過年，誰還會像40年前的我一樣辛辛苦苦走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