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就如同一塊大磨巖，它磨去了許多歲月，許多往事，但有些事總是磨不去。

　　我時常想起我的童年時代的那棟“社屋”以及那些與社屋相關的人與事，那時，從鄉里到村里到組里稱為公社、大隊，生產隊，人們都是人民公社的社員，那時候的每個生產隊有一棟集體的房子，社員們都把它叫做“社屋”。

　　在我的記憶中，我所出生在的那個生產隊只有20來戶人家，社屋就坐落在生產隊的一塊空地上，木結構，黑泥瓦，四面倒水，與社員們住的的房子大不相同。

　　那時的日子里，爸爸是生產隊長，爸爸就是這里的一棵樹，一道墻，春日里長出許多的綠樹和開著許多的紅花，讓大家

　　平時里，社屋就是一座至高無上的神圣殿堂。社屋里裝有一個占去整整一間屋的大倉庫，一分為二，中間用一層厚厚的木板隔開，倉庫的這邊裝稻谷，那邊裝包谷，倉庫的倉口處牢牢地掛著三把鎖，開倉時，生產隊隊長，會計，保管員各自掌管的三把鑰匙都齊了才能開，神秘又莊重。

　　倉庫旁邊有許許多多、大大小小的木桶，面里裝上了黃豆、馬豆、綠豆、高粱、小米、糯谷、高高矮矮，把社屋擠得滿滿的。

　　社屋一年四季常聚人，生產隊里的大會小會都在這里開，開大會，生產隊里的大大小小，男男女女社員都得來，不來一次扣一天的工分，男社員10分工，女社員8分工，老小社員5分3分的。小會是生產隊隊長、副隊長，會計、出納、保管員、記工員聚在一起召開的秘密會議，至于會議的內容只有他們知道，生產隊的大會往往是在小會之后才開的，社員來開大會只能帶上耳朵聽，不能帶上嘴巴說。往往這樣，社員們一進入會場就連忙找好一個地方低著頭不聲不響地坐下。曾有人說，生產隊里開大會如同在唱一臺戲，隊長唱主角，副隊長、會計、出納，倉庫保管員唱配角，隊長在大會上一宣布生產隊里的農活派工或上面發下來的救濟糧，救濟款如何分或其他的事兒，說一是一，有絕對的權威，如同一塊大石頭落下地搬不得動不得挪不得也移不得。

　　在這社屋里，最讓社員們牽腸掛肚的是在這里進行一月一次的分糧和三五天一次的記工分。在那靠工分吃飯的年頭里，社員們一年到頭年底能分得多少錢，能分上多少斤糧全靠平時一分分工分的積累，大家都那本小小的記工本看得比命還要貴重，出工時是手頭活的按天記工，或抬或挑或背的活兒按斤兩記工，這樣，大家就在斤兩上爭工分，常常把各自能背能挑的重量加到不能再加的極限。記工的時候，社員們手中的小記工本和生產隊記工員手中的大記工本都要同時記上，年底合計時如有出入就得以記工員的那本為準。到了年底，記工員先把社員們的記工本收上來，一本一本一家一戶地合計，再讓會計去分生產隊一年的糧錢，生產隊根本沒有什么經濟來源，社員們的一個勞動日多的可分得上幾角，少的只有幾分，同時可分得幾斤稻谷幾斤玉米，外加幾兩黃豆馬豆。當時的糧食分紅一般是按生產隊大大小小所有的人頭數留足基本口糧，剩余的部分再讓全隊全年的總工分來分攤，人口多而勞動力少的社員家里，基本口糧多，一年下來的工分無法分回一家人的口糧，這樣就出現了缺錢戶，而人口少勞動力多的社員家里通過工分來分應得到的糧食還有剩余，也就有了余錢戶，缺錢戶有糧少錢，余錢戶有錢少糧，缺錢戶一年到頭不比別人少出半天工，到頭來還落得個缺錢的，余錢戶雖余上幾十元或上百元的錢，那是的幾十元、上百元抵得上如今的幾千元或上萬元，缺錢余錢的社員心里都感到一種說不出的虧欠。過了二十一世紀，他們都成了七八歲十的老人了，總是忘不了心里頭還是酸楚楚的。

　　社屋的外面有一塊寬敞平坦的曬谷坪，夏去秋來，曬谷坪里曬谷子曬玉米曬高粱曬黃豆馬豆，曬干車凈之后裝進倉裝進桶，社屋像一根繩索把社員們系得緊緊的。雖然年底分紅家家戶戶都有口糧，但不能一次性分光吃光，要統一保管在生產隊的倉庫里，一到發糧的那天，社員們背上背簍，挑著籮筐來領糧，發糧的時候，會計拿著分糧的賬本，保管員秤糧，隊長副隊長在一邊監督，自然而然形成一套固定的模式。

　　社屋外的曬谷坪夜晚不落寞，公社常常派下來電影隊，免費為社員們放上《地雷戰》、《地道戰》、《草原英雄小姐妹》和革命樣板戲《智取威虎山》、《紅燈記》、《沙家浜》、《龍江頌》的電影，樣板戲里的楊子榮、李玉和、李鐵梅、阿慶嫂、江水英都成了社員們人人崇拜的偶像，還不時地學唱著樣板戲里的唱詞，雖唱得不怎么樣卻極有激情，連我和我小伙伴們也裝扮成楊子榮、座山雕、李玉和、郭建波、胡傳魁、阿慶嫂、刁德一，揮舞著木槍木刀在打打殺殺，視死如歸，斗智斗勇，家仇國恨在我們幼小的心靈里深深地扎下了根。

　　每年田里頭的秧苗插完之時，生產隊就在社屋里辦上一頓大會餐，就在社屋外的曬谷坪里架起大鐵鍋，擺開長桌，全隊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來吃。社員們家里沒糧喂不上豬，生產隊只有宰上一兩只山羊，清水煮羊肉，雖一人難得吃上幾片肉，卻沾上了一身濃濃的羊騷，社員們在騰騰彌漫的飯菜熱浪中吃得狼吞虎咽，津津有味，吃了一餐巴不得第二年的大會餐快快到來。本來就不多的羊肉幾下讓女的小的一搶而空，男人只男人只有喝湯下酒，他們喝的是爛紅薯片，土茯苓釀成的苦酒，一碗下肚，滿臉通紅，日子雖過得清苦慘淡，但人們之間很坦誠，很充實，

　　到了秋后的農閑時節，社屋里靜得出奇，隊里的中壯年男勞動力都集中到外地修水庫去了。我們生產隊只留下阿強、阿牛、狗哥、貓哥四個小青年負責社屋倉庫的“守夜”。這四個機靈鬼天一抹黑他們就在社屋大吼大鬧，人靜夜深時，他們便悄悄地跑到鄰近的生產隊跟年輕的阿妹約會去了，天還沒亮又悄悄回到社屋里。有一個月兒朗朗的下半夜，他們悄悄把四個阿妹帶回社屋里，偷偷從家里拿來晚餐后剩余的飯菜款待四個阿妹們，向來少言寡語的貓哥在給其中的一位阿妹盛飯時，事先在碗里頭放上一只活青蛙，再用飯菜蓋上壓緊，然后大大方方遞過去，那阿妹接過飯菜就吃，吃著吃著，碗里的那只活青蛙猛從碗里一蹦而下，那阿妹以為從碗里掉下了什么更好吃的東西，俯下身來四處摸什么也摸不著，惹得阿強、阿牛、狗哥、貓哥一陣哄堂大笑，那阿妹還蒙在鼓里。后來，那阿妹成了貓嫂，貓哥才把這個惡作劇告訴她，貓嫂狠狠地在貓哥的背上咬了一口，那紫紅紫紅的牙齒印過了十天半月才消退。

　　后來，責任田土到戶了，荒地山林也到戶了，公社大隊生產隊改名換姓變成了鄉村組，生產隊的隊長、副隊長，會計、出納、保管員、記工員聚在社屋里像當年召開小會一樣，議了又議，然后又把社員召集起來，共同來商議這社屋是整體賣了還是分了，最后大家一致決定還是把社屋分了，一家分上幾片瓦，幾塊木板，幾截柱子，屋地基也連同曬谷坪也劃為小塊小塊的分給每家每戶。社屋只有在人們的記憶里珍藏了。

　　又是幾年后，當年的生產隊隊長、副隊長，會計、出納、保管員、記工員滿頭銀絲，滿臉皺紋，他們又聚在了一起，想起過去他們在生產隊親力親為的往事，幾多感慨，幾多回味，他們的確都老了。

　　歲月的流逝，社屋已不復存在了。當今，若把有社屋的那個年頭那些事說說出來，年輕的一代倍覺不可理喻和極為荒唐，然而，當年因社屋引發出來的人們苦中有樂樂觀向上而滲透在骨子里親情友情戀情鄉情是永遠不會古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