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的5月12日，遽然得悉魏公已去，瞬楞，疑惑，電話魏公同事，確是，眼濕。魏公已去20多天，然我一無所知，歉疚之情唯有仰天嗟嘆！

　　魏公霞儒，原縣物價局長，其與我，恩公也。

　　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在基層供銷社掙扎著，有一天命運造化到人事局吳禮平同學處看到“以工代干”可以轉干的文件，我問我可以嗎？吳說，你其他條件都行，但轉干對象是“全民身份”你是“大集體”，恐怕不行。不過做過不錯過，到縣社去問問。百分之一的希望盡百分之百努力，我趕到縣供銷社，一位副主任答復倒中肯，這哪臨到你？我悵然。返身來到縣物價局，魏公恰在，我直截了當的說：魏局長，你不是一直對我感到惋惜嗎?這次有“轉干”機會，你要幫我。魏公了解下大致情況沒有半點猶豫的說：你在這等一下。他外出了，約莫不到半小時，回來了，興沖沖的告訴我：***，作為破格，供銷社三個名額首先確定你占一個名額。“大集體身份”，讓我背負的沉重枷鎖，就這么輕易而解了！烏拉！我心底里蹦出的呼喊。原來他到人事局去了，與人事局李其云局長、供銷社陳大懷主任共同商定我為“破格轉干”。

　　改革開放之前人的身份是分三六九等的，僅職工身份就分出“小集體”、“大集體”、“全民”、“干部”等等，這些身份一旦確定，基本上又是終身所負。而這身份的確定大都又是與你的家庭成分緊密相關。黑五類家庭出身的只能是“小集體”、“大集體”，我這地主孫子自不能幸免，得了一個大集體身份已是“可教育好的子女”了。然，就是這個“大集體”讓我失去了多少次調離基層的機會，讓我受了多少輕蔑和歧視。當然總體上說，我還是幸運的，我是“大集體”借調到供銷社的，且還是“行管人員”，尤其我上函授自學的費用都給報銷了，對供銷社我是心存感激的。

　　身份問題解決了，我很快就調進了城，然恰在其時又開始技術職稱評定，我要求申報中級職稱，到供銷社，供銷社說你調離了我怎么可能把一個中級名額給你。到商業局，商業說你剛調來我怎么可能將一個中級名額給你。都有道理。奈何，我又去找魏公。魏公說，你先自己找一下分管的黃副縣長，然后我再給你說話。吳禮平帶我找到了黃副縣長，結果，我越過了“員”、“助理”兩個級別，破格評定為中級職稱。

　　我的兩個“破格”均得力于魏公的相薦，能不謂之“恩公”。且魏公未見我一支香煙，未啖我一杯小酒。

　　魏公高瘦清爽，為人辦事干凈利落，率性直爽。他不抽煙，他的局里是無人抽煙的，不是不敢抽煙，而是抽煙的他壓根不要。據說他局里的人字都寫得好，因為他自己字寫得好。那次他到我所在供銷社檢查物價，我本著“各為其主”與他爭辯了幾句，他甚為惱火，好在他的副手汪局長為我圓場。

　　上世紀的九五年，他患上胃癌，立即手術，二十多年，相安無事。

　　魏公原本是不認識我的，魏公對我的了解還要源于省價格研究所關盛宏所長對我的關注，他到廬江在魏公處打探我，由是魏公才知道鄉下有個我。而關老師我也僅見過兩次面，第一次禮節性打個招呼，他正忙著。第二次我就“價格是價值的貨幣表現”向他進行較為深入的討教，也許這一次給他留下較好的印象，據說，他到廬江來是要調我去他那的。當然，因“大集體”未成。我是事后知道的，那時關老師退了，我只能借此向關老師道一聲謝。

　　得知噩耗的第二天，細雨裹著哀思飄飄灑灑，我到魏公的家，其子魏生拿出父親的遺書，遺書寫在兩頁練習本的紙上，字跡清雋未有絲毫二十多天沒有進食的衰暮之象，遺書里將生前兩天分別要見的人交代得清清楚楚，第三天沒有交代任何事，他走了。顯然魏公是自知去日的。遺書，尤其最后的“出發”兩字，活化了魏公瀟灑干練的生平精神。

　　今年是魏公在那邊過的第一個清明，謹以此文祭奠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