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祖母

現在回想起來,老祖母居住的只是一孔小小的土窯洞,而在我童年的印象中,那卻是一座高大神奇的宮殿。緊挨著的小磚窯是我誕生的地方,我從那里學步,搖搖晃晃地走到土院里的陽光下玩耍。一聽到老祖母喚我的乳名,就跑上前去,翻過盈尺高的木門檻,進入宮殿去了。那些老古董一樣的桌椅柜子,泛著紫絳色的光,擺了一排藍花青瓷壇子。墻壁上貼著年畫,有一幅我后來知道是畫梁山泊與祝英臺故事的。老祖母就坐在高高的暖暖的大土炕靠窗的地方。
我應著老祖母的話,乖乖地伏在炕沿上,仰望著那張慈善的臉。她俯下身子,用溫熱的手摸摸我的頭和衣服,親一下我的臉,甚至親得很響,便大聲地笑起來。這時候,她會從炕角拿出一個小瓷罐來,打開蓋子,用手指從里面捏出一塊黑糖來,小心地放在我高高擎起的小手上。就像從圣母手上接過一筆幸福的恩賜,我會匆忙離開我心中的殿堂,去享受美妙的時光。對于糖的滋味,或者說對于甜的最初的感覺,是從這里開始的。包括對于生活的品嘗,也是從老祖母那兒首先得到體味的。因為我的童年的土壤是貧瘠的,而深植于心靈的甜蜜與幸福之花,至今依然美好。但其中的那份憂傷不可輕易抹去,比如說,老祖母在我五歲那年就去世了,給我糖吃的時候她已經臥床不起了。我只是從她的遺像中尋找當初的印象,一切都那么朦朧而遙不可及。
我所說的老祖母,其實是我的二老祖母,也就是說她是我的老祖母的妯娌。我從來沒見過親老祖母,就當她是我的老祖母了。她老人家的兩個兒子先后夭折了,沒留下所謂的香火。我每次回到老家的時候,幾乎都要去祖墳上拜望,我也是她的根苗啊!那孔在我童年記憶中的殿堂般的土窯洞,已經坍塌如無望的眸子。土院變成了田地,莊稼生生不息。
此刻我咂咂舌尖,依然有老祖母恩賜的那一份幸福的甜蜜。
獎狀
我上小學三年級的時候,得過一個優秀少年的獎狀,是鎮一級的,在老家土窯洞的墻壁上貼了多年。
而上小學的最不光彩的事是留過一次級。我五歲上學,到六歲該上二年級了,有著鄉村老紳士風度的老師卻硬是讓我再上一回一年級。我的功課是不會差的,就認為我年齡小,個頭也長得矮。我那陣兒理解的留級是“溜級”,誰情愿像溜坡披似地從高處往低處溜呢?盡管不情愿,也自然拗不過大人。
后來我知道了縣志和家譜,說祖上在明清時代出過文豪,但當時的祖宗三代僅略識幾個粗字。我是常與祖父睡一個被窩的,祖父便教我們爺孫倆彼此以脊背為黑板,以指頭為粉筆,學認方塊字。現在想來,我們溫習的是失傳已久的耕讀傳家的遺風,延續的是一種文明的理想。
老師也是古風猶在的作派,對學生嚴辭厲語,一點也不留情面。教鞭是一根酸棗刺做的,一是用來指點黑板上的字,二是為那些搗蛋鬼的屁股準備的。我還算個乖孩子,沒嘗過酸棗刺的滋味,我的小叔叔可是沒少領教過。但老師的課教得很好,一茬茬的學生都有出息,老師的聲望在方圓是家喻戶曉的。
我可能除了功課好以外,也愛勞動,家里割草放羊燒飯拉風箱的事也幫看做,熱心小學校里開荒種地、挖藥材、拾麥穗等勤工儉學活動。一次暴風雨過后,我和小伙伴一起趕到學校,泥里水里扶起了那些七倒八歪的向日葵。那時候,還沒有學雷鋒呢!我們大聲吶喊“秋天來了,一群大雁向南飛去”,愉快地唱著“找呀找呀找朋友,找到一個好朋友”,舉起小拳頭莊嚴宣誓:“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
記得在一個晴朗的正午,鎮上的大戲院里人山人海。我聽見我的名字在回蕩著,整個世界都似乎為我歡呼。穿過人群,我奔上高高的戲臺子,從一雙大手中接過“優秀兒童”的獎狀,還有鉛筆、寫字本。這張獎狀,被貼在家里土窯的墻壁中央,好久好久,使我和家人臉上有了光。
文化革命中,我初中未畢業便回鄉當了農民。一次粉刷墻壁時,我似乎在不經意間不屑一顧地將獎狀撕掉了。是因為它陳舊了嗎?是因為當初的理想破滅了嗎?也許因為那是過去不值一提的區區小事,對于我來說,不會是淪喪而應該是奮爭。記得當時,父親回來見墻壁上沒了那張獎狀,很是埋怨了一陣子。
逃學
我說過,我在讀小學的時候算是個乖孩子。功課好,還得過鎮一級的優秀少年獎狀。細察起來,也不是沒有毛病。比如說逃學,就不是一個小毛病,而我就犯過這方面的錯誤。
有過那么幾回,我背著書包鄭重其事地出了門,上了土坡,讓家人瞧見是朝學校的方向去了。我卻在拐彎處走了叉道,溜過崖畔下,躲藏在了水沖的一處土窟窿里。那里很隱蔽,路過的人和周圍上工的人都瞧不見。家人以為我上學去了,老師卻以為我家里有事沒有來。其原因無非是在家里受了什么氣,以此來報復家人,或者是在學校與老師和同學鬧了什么別扭,怕見到他們。
這處避風港自然不那么風平浪靜,內心的驚恐和懊惱加上自責,是很不好受的。挨到學生放學,便趕緊離開此地,裝模作樣地回家去,趕緊吃完飯去學校,這才如釋重負,長出一口氣。
在土窯洞小學時,一直盼望到十里外的鎮上去讀書。爾后真的上了高小,去那里讀五年級的時候,卻留戀起依著父母家人有熱飯吃有熱炕睡的舊巢來。高小是座舊廟堂,有大殿,有青石臺階,教室寬敞明亮,但我卻像離巢的小雀一樣孤獨無援。
終于等到星期六回家取饃,我硬是不想再返回鎮上的高小去了。父母問我是不是闖什么禍了,我說沒有,就是不想上學了。父母還是不放心,讓祖父領了我去學校問個究竟。第二天鎮上過集,祖父牽著我到街口,我突然想通了,一個人徑直去了學校。
從此,我很少有想家的念頭,我下決心走出家門,讀完高小讀中學,將來去西安讀大學。甚至到了周日,我也報名輪守宿舍,抓緊溫習功課,讓上中學的姑姑給我捎饃來。
放棄了逃學,就是不再離開自己。等到文化大革命,遇上知青上山下鄉,也就沒書好讀了,只有老黃牛一樣去勞作。有幸以后上了大學,當了編輯,以寫作為業,不然也就一直守著老家的土地,永久性地逃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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