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曰：學不可以已。

　　青，取之于藍而青于藍;冰，水為之而寒于水。木直中繩，輮(左應為“車”，原字已廢除)以為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輮使之然也。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

　　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詩曰：“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神莫大于化道，福莫長于無禍。

　　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君子生非異也，善假于物也。

　　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以羽為巢，而編之以發，系之葦苕，風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系者然也。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于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與之俱黑。蘭槐之根是為芷，其漸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故君子居必擇鄉，游必就士，所以防邪辟而近中正也。

　　物類之起，必有所始。榮辱之來，必象其德。肉腐出蟲，魚枯生蠹。怠慢忘身，禍災乃作。強自取柱，柔自取束。邪穢在身，怨之所構。施薪若一，火就燥也，平地若一，水就濕也。草木疇生，禽獸群焉，物各從其類也。是故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樹成蔭，而眾鳥息焉。醯酸，而蚋聚焉。故言有招禍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

　　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備焉。故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功在不舍。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蚓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鱔之穴無可寄托者，用心躁也。

　　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能兩視而明，耳不能兩聽而聰。螣蛇無足而飛，鼫鼠五技而窮。《詩》曰：“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于一也。

　　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故聲無小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 。玉在山而草潤，淵生珠而崖不枯。為善不積邪?安有不聞者乎?

　　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圣人， 真積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后止也。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為之，人也;舍 之，禽獸也。故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 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 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 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蝡而動，一可以為法則。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為禽犢。故不問而告謂之傲，問一而告二謂之囋。傲、非也，囋、非也;君子如向矣。

　　學莫便乎近其人。禮樂法而不說，詩書故而不切，春秋約而不速。方其人之習君子之說，則尊以遍矣，周于世矣。故曰：學莫便乎近其人。

　　學之經莫速乎好其人，隆禮次之。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耳。則末世窮年，不免為陋儒而已。將原先王，本仁義，則禮正其經緯蹊徑也。若挈裘領，詘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也。不道禮憲，以詩書為之，譬之猶以指測河也，以戈舂黍也，以錐餐壺也，不可以得之矣。故隆禮，雖未明，法士也;不隆禮，雖察辯，散儒也。

　　問楛者，勿告也;告楛者，勿問也;說楛者，勿聽也。有爭氣者，勿與辯也。故必由其道至，然后接之;非其道則避之。故禮恭，而后可與言道之方;辭順，而后可與言道之理;色從而后可與言道之致。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氣色而言，謂瞽。故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詩曰：“匪交匪舒，天子所予。”此之謂也。

　　百發失一，不足謂善射;千里蹞步不至，不足謂善御;倫類不通，仁義不一，不足謂善學。學也者，固學一之也。一出焉，一入焉，涂巷之人也;其善者少，不善者多，桀紂盜跖也;全之盡之，然后學者也。

　　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為美也，故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為其人以處之，除其害者以持養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群眾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德操然后能定，能定然后能應。能定能應，夫是之謂成人。天見其明，地見其光，君子貴其全也。

　　創作背景

　　戰國時期，奴隸制度進一步崩潰，封建制度逐步形成，歷史經歷著劃時代的變革。許多思想家從不同的立場和角度出發，對當時的社會變革，發表不同的主張，并逐漸形成墨家、儒家、道家和法家等不同的派別，歷史上稱之為“諸子百家”。諸子百家紛紛著書立說，宣傳自己的主張，批評別人，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局面。戰國時期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是孟子和荀子。孟子宣揚“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為統治階級辯護的思想，而荀子卻認為：人力能征服自然，應該利用自然為人類服務。他的門人韓非、李斯成為戰國末期的法家重要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