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圣陶先生二三事》是張中行寫的一篇文章，出自他的作品《談文論語集》。

　　《葉圣陶先生二三事》原文

　　張中行

　　葉圣陶先生于1988年2月16日逝世。記得那是舊歷丁卯年除夕，晚上得知這消息，外面正響著鞭炮，萬想不到這繁碎而響亮的聲音也把他送走了，心里立即罩上雙層的悲哀。參加遺體告別儀式之后，總想寫點什么，一則說說自己的心情，二則作為紀念。可是一拖延就三個月過去了。依理，或依禮，都應該盡早拿起筆來。寫什么呢? 這有困難。一是他業績多，成就大，寫不勝寫;二是遺體告別儀式印了《葉圣陶同志生平》的文本，一生事業已經簡明扼要地說了;三是著作等身，為人，以及文學、教育、語文等方面，足以沾溉后人的，都明擺著，用不著再費辭。但紀念文是還要寫。為了不重復，打算沿著兩條線選取題材：一是寫與我有關的，二是寫不見于或不明顯見于高文典冊的。

　　我第一次見到葉圣陶先生，是五十年代初，我編課本，他領導編課本。這之前，我當然知道他，那是上學時期，大量讀新文學作品的時候。那時候他還沒以字行，用葉紹鈞的名字。我的印象，比如與魯迅、郁達夫相比，魯迅筆下多鋒芒，郁達夫有才任情，葉先生只是平實規矩而已。相識之后，交往漸多，感到過去的印象雖然不能說錯，也失之太淺;至少是沒有觸及最重要的方面，品德。《左傳》說不朽有三種，居第一位的是立德。在這方面，就我熟悉的一些前輩說，葉圣陶先生總當排在最前列。中國讀書人的思想，漢魏以后不出三個大圈圈：儒、道、釋。攙合的情況很復雜，如有的人是儒而兼道，或陽儒陰道;有的人儒而兼釋，或半儒半釋;有的人達則為儒，窮則修道;等等。葉圣陶先生則不攙合，而是單一的儒，思想是這樣，行為也是這樣。這有時使我想到《論語》上的話，一處是：“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一處是：“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于我哉!”兩處都是孔老夫子認為雖心向往之而力有未能的，可是葉圣陶先生卻偏偏做到了。因此，我常常跟別人說：“葉老既是躬行君子，又能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所以確是人之師表。”

　　凡是同葉圣陶先生有些交往的，無不為他的待人深厚而感動。前些年，一次聽呂叔湘先生說，當年他在上海，有一天到葉先生屋里去，見葉先生伏案執筆改什么，走近一看，是描他的一篇文章的標點。這一次他受了教育，此后寫文章，文字標點一定清清楚楚，不敢草率了事。我同葉圣陶先生文墨方面的交往，從共同修潤課本的文字開始。其時他剛到北方來，跟家鄉人說蘇州話，跟其他地方人說南腔北調話。可是他寫文章堅決用普通話。普通話他生疏，于是不恥下問，讓我幫他修潤。我出于對他的尊敬，想不直接動筆，只提一些商酌性的意見。他說：“不必客氣。這樣反而費事，還是直接改上。不限于語言，有什么不妥都改。千萬不要慎重，怕改得不妥。我覺得不妥再改回來。”我遵囑，不客氣，這樣做了。可是他卻不放棄客氣，比如有一兩處他認為可以不動的，就一定親自來，謙虛而懇切地問我，同意不同意恢復。我當然表示同意，并且說：“您看怎么樣好就怎么樣，千萬不要再跟我商量。”他說：“好，就這樣。”可是下次還是照樣來商量，好像應該作主的是我，不是他。

　　文字之外，日常交往，他同樣是一以貫之，寬厚待人。例如一些可以算作末節的事，有事，或無事，到東四八條他家去看他，告辭，攔阻他遠送，無論怎樣說，他一定還是走過三道門，四道臺階，送到大門外才告別，他鞠躬，口說謝謝，看著來人上路才轉身回去。晚年，記得有兩次是已經不能起床，我同一些人去問候，告辭，他總是舉手打拱，還是不斷地說謝謝。

　　文革的大風暴來了，還見了一次給他貼的大字報，幸而這有如陣風陣雨，不到片刻就過去。但交往總是不便了，何況其時我更是自顧不暇。所以只能默祝老人能夠如《尚書》所說：“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一晃差不多十年過去，知道老人幸得安居，食住如舊，也就放了心。其時我是依據七十年代初的什么文件，干校結業，因為妻室是有兩只手，仍在城里吃閑飯的人，所以沒有返城居住的權利，雙肩扛著一口下了鄉。大概是七十年代中期某年的春天吧，我以臨時戶口的身份在妻女家中小住，抽空去看他。他家里人說，很少出門，這一天有朋友來約，到天壇看月季去了。我要一張紙，留了幾句話，其中說到鄉居，說到來京，末尾寫了住址，是西郊某大學的什么公寓。第二天就接到他的信。他說他非常悔恨，真不該到天壇去看花。他看我的地址是公寓，以為公寓必是旅店一類，想到我在京城工作這么多年，最后淪為住旅店，感到很悲傷。我看了信，也很悲傷，不是為自己的顛沛流離，是想到十年來的社會現象，像葉圣陶先生這樣的人竟越來越少了。

　　葉圣陶先生待人厚，還有一次更為突出，是在某一小型會上發言。大概是“討論”批評和自我批評之類的大題目吧，他說，這，他只能做到一半，是自我批評;至于批評，別人的是非長短，他不是看不出來，可是當面指摘人的短處，他總是說不出來。這只能做到一半的作風，是對是錯，自然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事。這里我只能說說我自己的感覺，那是：至少是某些時候，或從某個角度看，德的力量會比力大，因為它可以使人自重，努力爭取不愧于屋漏。

　　以上說待人厚，是葉圣陶先生為人的寬的一面。他還有嚴的一面，是律己，這包括正心修身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人，思想和行動，范圍太廣，我想損之又損，只說說我深知，而且應該受到高度重視的一個方面，“語文”方面;這仍嫌范圍廣，只好再縮小，限于寫作應該用什么樣的語言這個像是不成問題的問題。說是不成問題，因為：一，看歷史，似乎早已解決。那還是民初高喊文學革命的時候，以前言文不一致，如言，說“我覺得對”，文則要寫“余然之”，既增加了無謂的負擔，又不容易懂，所以應該合二為一。起初有些人，如林琴南之流，不以為然，但這是大勢所趨，眾意所歸，不久就統一了天下，理，認定怎樣說就應該怎樣寫，行，用筆寫白話。二，看現實，寫，都不用文言，而用普通話。但這里還隱藏著不少問題。由文學革命時期起，就應該有所謂白話指什么(如有孔乙己的白話，魯迅的白話，北京市民的白話，等等)，能不能這樣寫，應該不應該這樣寫等問題。這且不管，文學革命之后，許多知名的和不很知名的作家，以及廣大的能執筆而不成家的，總是這樣做了。成果呢?我的看法，除了少數人、個別文體(如小說、戲劇里的對話)之外，都是只能“不即不離”。不即，是與街談巷議的口語不盡同;不離，是無論如何，總可以算作雅化的精煉化的條理化的口語。這都是過去的事了。值得重視的大問題在現在，流行的文的大多數，從用語方面看，與過去相比，不即的成分顯然增加了，從而不離的成分就相應地減少了。這表現為冗長，扭曲，修飾，晦澀，不像話。不像話，有影響，是不自然，不簡明，不易懂。這樣寫，有的來于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來于看什么，學什么;但更多的是來于認識(縱使是不很明確的)，以為不這樣就不成其為文，甚至不足以稱為文。有認識為依據，不即而離的文就會發榮滋長，終于成為文風問題。葉圣陶先生堅決反對這種文風，他提出正面的主張，要“寫話”。寫話，粗略說是嘴里怎么說，筆下就怎么寫;加細一些說是，所寫，從用語方面看，要是簡明而有條理的口頭話。

　　我們在一起的時候，常常談到寫文章，他不只一次地說：“寫成文章，在這間房里念，要讓那間房里的人聽著，是說話，不是念稿，才算及了格。”他這個意見，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反應。譬如近些年來，有不少人是宣揚朦朧的，還有更多的人是順勢朦朧的，對于以簡明如話為佳文的主張，就必致付之一笑。這里為題目所限，不能牽涉過多，甚至挑起論辯。專說我的看法，寫話，雖然其中有些細節還需要進一步說明，但大體上說，或當作行文用語的一個高標準看，總是既正確又對癥。說正確，因為這是堅持文學革命以來求言文一致的老傳統。說對癥，因為時下的脫離口語甚至有意遠離口語的文風正在制造“新文言”。稱為文言，是因為只見于書面，嘴里并不這樣說。新文言，就其難于為絕大多數人輕易了解說，會比舊文言更糟，因為舊文言簡短，新文言冗長，舊文言直說，新文言要多繞彎子。不簡短，不直說，再加上結果的難于了解，就成為癥。去癥要有對癥藥，那就是寫話，寫話的主張會碰到兩種性質的難易問題。一種是執筆之前，剛才說過的，認為這樣就不成其為文，下里巴人，不屑于。認識，屬于一念之差，可是變卻大不易，要慢慢學，多多比較，細心體會，求速成辦不到。另一種是執筆之后，我的經驗，就說是下里巴人吧，寫得簡明自然，讓下里巴人聽著像話，不是容易，而是很難。這也要靠慢慢學(多念像話的文)，多多比較，細心體會;此外還要加上葉圣陶先生提到的辦法，寫完，可以自己試念試聽，看像話不像話，不像話，堅決改。葉圣陶先生就是這樣嚴格要求自己的，所以所作都是自己的寫話風格，平易自然，鮮明簡潔，細致懇切，念，順口，聽，悅耳，說像話還不夠，就是話。

　　在文風方面，葉圣陶先生還特別重視“簡潔”。簡潔應該是寫話之內的一項要求，這里提出來單獨說說，是因為葉圣陶先生常常提到，有針對性。他是帶著一些感慨說的：“你寫成文章，給人家看，人家給你刪去一兩個字，意思沒變，就證明你不行。”關于繁簡，關于修改，魯迅提到的是字句段。葉圣陶先生只說字，我的體會，一是偏重用語，二是意在強調，精神是可簡就決不該繁。可是現實呢，常常是應簡而偏偏要繁。繁簡有時牽涉到內容方面，意思無價值，甚至更壞，當然以不寫為是。內容還會引來其他性質的復雜問題，這里不管，只說用語。用語的可簡而繁，近些年來大為流行，種類和花樣都很多，幾年前我在拙作《作文雜談》的“累贅拖沓”一題里曾較詳細地談到，這里不能多說。我的想法，值得重視的不是多用少用一兩個字，而是應該少用而偏偏多用的這種熱愛冗贅的心情，它擴張，無孔不入，就會成為風。舉最微末的兩個字為例。一個是“了”，勢力越來越大，占據的地盤越來越廣，如“我見到老師”，“他坐在前排”，簡明自然，現在卻幾乎都要寫“我見到了老師”，“他坐在了前排”，成為既累贅又別扭。另一個是“太”，如“吸煙不好”，“那個人我不認識”，也是簡明自然，現在卻幾乎都要寫“吸煙不太好”，“那個人我不太認識”，成為不只累贅，而且違理。像這樣的廢字，刪去不只是意思沒變，而且是變拖沓無理為簡潔合理，可是竟然很少人肯刪，也就無怪乎葉圣陶先生感慨系之了。

　　在我認識的一些前輩和同輩里，重視語文，努力求完美，并且以身作則，鞠躬盡瘁，葉圣陶先生應該說是第一位。上面說的是總的用語方面。零碎的，寫作的各個方面，小至一個標點，以至抄稿的格式，他都同樣認真，不做到完全妥帖決不放松。還記得五十年代早期，他發現課本用字，“做”和“作”分工不明，用哪一個，隨寫者的自由，于是出現這一處是“叫做”，那一處是“叫作”的現象。這不是對錯問題，是體例不統一的問題。葉圣陶先生認為這也不應該，必須定個標準，求全社出版物統一。商討的結果，定為“行動”義用“做”，“充當”義用“作”，只有一些歷史悠久的，如作文、自作自受之類仍依舊貫。決定之后，葉圣陶先生監督執行，于是“做”和“作”就有了明確的分工。

　　葉圣陶先生，人，往矣，我常常想到他的業績。仍以(左傳)的三不朽為標準，“立德” 是“太上”的事，就理說應該受到尊重，沒有問題。問題是行方面的如何效法。兩個時代有距離，相通的可能究竟有多大呢?不過無論如何，悲觀總是不可取的，要知難而不畏難，辦法是長記于心，學。語文方面也是這樣，——不，是困難比較多，因為理的方面也不是人人都首肯。不人人首肯，樂觀的空話就不大有什么用。但希望，即使不是很大的，總不當因不樂觀而放棄。這希望就是，凡是拿筆的人，尤其或有意或無意而寫得不像話的人，都要常常想想葉圣陶先生的寫話的主張，以及提出這種主張的深重的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