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國舉行的那次相當拘謹的軍人午餐會上，大家誰也不認識誰。我坐在一個美國傘兵身邊。他是第一○一空降師——巴頓英雄部隊的，約摸二十歲。像多數跳傘運動員一樣，他長得比一般美國軍人頎長些，而且肩膀很寬，看上去是個孔武有力的硬漢子。他胸前閃耀著的勛章緩帶，比我記憶中任何將級官銜以下的人都要多。他開頭有些怯生生的，不很健談。但是過了不久，他的拘束消失了，給我講了下面這個故事。

　　在大規模進攻開始的前一天(進攻法國前二十四小時)，盟軍向諾曼底空投了傘兵，這個年輕人就是其中之一。不幸的是，他在遠離預定地點好幾英里的地方著陸。那時候天差不多亮了，老早已經在腦子里記熟了的標志，他一個也沒有找到，也見不到任何戰友。他吹響了用以集合隊伍的尖聲警笛，卻得不到任何響應。焦慮不安的幾分鐘過去了，他再吹一遍，還是一個人也沒有來。他于是知道原定計劃出毛病了，他現在是單槍匹馬，完全落在敵人控制的土地上了。

　　他懂得，必須馬上找個地方隱蔽起來。他著陸的地點，是在一個整潔的、收拾得挺漂亮的果園里的一堵石墻附近。在熹微的晨光里，他看見不遠處有一棟小小的紅色屋頂的農家。他不知道住在里面的人是親盟國的呢，還是親德國的，但是他總得碰碰運氣啊。他朝那房子奔去，一邊溫習著寥寥可數的幾句法語，那是專為應付這種緊急情況而學的。

　　聽到敲門聲，一位年約三十歲的法國女人開了門。她長得并不漂亮，雖不是笑容滿面，但是她的眼光卻善良而鎮定。她顯然是剛從做早飯的灶間出來的，她的丈夫和她的三個小小的孩子——其中一個是嬰兒，坐在一張高椅子上——坐在飯桌旁邊，驚異地盯著他。

　　“我是一個美國兵。”傘兵說，“你們愿意把我藏起來嗎?”

　　“哦，當然啦。”法國女人說著便把他帶進屋里。

　　“趕快，你得趕快。”做丈夫的說，他迅速地把這個美國人推進壁爐旁邊的一個大碗櫥里，“砰”的一聲關上櫥門。

　　幾分鐘后，六個德國士兵來了。他們已經看到這個傘兵降落，而這一棟又是附近惟一的房子。他們搜查得干凈利落，轉眼之間就找到了這個美國傘兵，把他從碗櫥里拖了出來。

　　那位僅僅是由于藏起美國人而“犯罪”的法國農民，在被拉出廚房的時候，想要招呼他妻子一聲，但是一個德國士兵一拳打在他的嘴上，他就說不出話來了。德國人命令他站到院子里，他并沒有受到審訊，也不能向妻兒說一聲再見，根本無所謂手續不手續，就被當場槍斃了。妻子嗚咽，孩子放聲大哭起來。

　　德國士兵知道怎樣發落敢于掩護敵人的法國老百姓，不過對于如何處置他們的這個美國俘虜，卻顯然有一場爭論。于是他們暫時把他推入一間棚屋里，把門閂上。

　　棚屋后邊有一個小小的窗口，由此望去，可以看到田野邊緣的那片樹林。那傘兵蜷身擠出窗口，向樹林奔去。

　　德國人發現他逃走了。他們一邊跑到棚屋后邊來追他，一邊向他開槍。子彈沒有打中目標。不過從當時的情況看來，逃脫是沒有什么希望的。

　　他剛跑進樹林——悉經營的、沒什么灌木和雜樹的法國樹林——就聽到周圍都是追兵，互相吆喝著。他們分散開來，正在很有次序地進行搜索。聲音從四面八方傳來，看來抓住他只不過是時間問題了。他沒有什么機會了。

　　對，還有最后的一次機會。傘兵振作起來押了這一注。他拼命往回跑，避開一棵又一棵的樹，離開樹林，再次跑進田野。他跑過了棚屋，穿過院子，院子里還躺著那位被殺害的法國人的尸體。這個美國兵又一次來到這戶農家，敲響了房門。那位法國女人很快打開了門。她滿臉蒼白，淚眼模糊。他們面對面地，站了也許一秒來鐘。她沒有向她丈夫的尸體看上一眼，一直看也不敢看他一下。她直直地注視著這個美國青年的眼睛，他的到來使她變成了寡婦，孩子們變成了孤兒。

　　“你愿意把我藏起來嗎?”他問。

　　“哦，當然啦。快!”

　　她毫不遲疑地把他送回壁爐邊的碗櫥里。他在碗櫥里躲了三天。法國農民的葬禮舉行的時候，他是呆在那兒的。三天之后，諾曼底地區解放了，他得以重返部隊。

　　德國人再沒有來過這戶農家。他們想不到需要再來搜查這間房子，因為他們不理解他們所要對付的這種人民。也許，他們理解不了，人類的精神竟然能夠達到這樣的高度。兩種勇氣打敗了他們——智勝他們的美國青年的勇氣，和那位法國女人的勇氣——她毫不猶豫地給了美國傘兵第二次機會。

　　我被這真實的故事里的兩位主角迷住了。我常常想到他們，并把這個故事多次講給美國駐法國和意大利的戰士們聽。不過我缺乏口才，總也不能圓滿地表達出我對這兩位卓越人物的看法。直到全歐勝利日以后，當我準備回國的時候，碰上了一位空軍將領，他才把我感受到的確切地說出來了：

　　“青年傘兵有的是拼命的勇氣。”他說，“在牢籠里，他看到了而且抓住了惟一的出路。他是個勇敢機靈的孩子。不過，那位法國婦女的勇氣呢，是經常同你在一起，永遠不會讓你丟臉的。她是一個幸福的女人。”

　　“幸福?”我驚奇地望著他。

　　“對，幸福。”將軍重說一遍，“她懂得她信仰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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