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觀詩文亦為北宋一大家。明胡應麟于《詩藪雜編》卷五言：“秦少游當時自以詩文重，今被樂府家推做渠帥，世遂寡稱。”秦觀詩感情深厚，意境悠遠，風格獨特，在兩宋詩壇自成一家。散文以政論、哲理散文、游記、小品文最為出色。其策論文筆犀利，說理透徹，引古征今，富有說服力和感染力。

　　黃庭堅認為秦觀詩只是盡情揮灑胸臆，專任自然，并未去刻意構想、苦心經營，這點頗類似李白詩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其實，秦觀也并非不講究文辭的細密精致，只是不顯出過份人為的痕跡，而別以清暢流麗之態示人而已。他的“詩似小詞”，若換用李清照《詞論》的話，是“秦即專主情致，而少故實”。縱觀淮海詞，則多為純情任心之制。所以，馮煦《蒿庵論詞》云：“淮海、小山，古之傷心人也。其淡語皆有味，淺語皆在致，求之兩宋詞人，實罕其匹。”也許，正是在這種特定意義上，可以說秦觀詞與李白詩歌的主流藝術精神是一致相通的，故也不必過為計較，他們二者在藝術風貌上凄婉綿邈和飄逸豪放的顯著差異。

　　不言而喻，秦觀詞的藝術精神是多層次多元化的，如今來談論其主流部分，但卻不意味著可以以之總攬全體;從另一方面說，這種藝術精神的形成到成熟，也經歷了他的整個創作生命，存在著一個不斷變化而發展的過程，始終呈動態流動形狀。如果將上述者置放于詞史、乃至文學史的大視野中來觀照，或許便能夠更清晰全面地認識其意義與價值取向。

　　秦觀在某些特定環境情勢，即“淮海秦郎天下士，一生懷抱百憂中”，如憶舊、遷謫時制作的這第三種類型的詞，已使原來侑飲娛興、按拍協歌的傳統價值歸屬摒退于很次等，甚或無相關連的幕后位置。而另外卻命其擔荷起詩歌在古典詩教理論里的代言情志功用，遂成為自我主體心態意緒的特定物化形式，以之滿足他嘆喟命運悲劇、宣泄人生愁煩的現實精神需要。

　　在這里，秦觀徑直將個體生命存在的種種缺憾納入詞中，再也無須假助以往閨思離怨之類的慣有模式，或故為飾辭托言以求深隱婉約之姿。對于上端，他一般僅只聊借來增大詞的容量與彈性，故得能在保留其主流性的本色風情韻調之際，又平添出若許的沉咽清悠意味，特見空濛雋遠之致。因而向來與周邦彥一齊被推許作“詞家正宗”，“大抵北宋之詞，周、秦兩家，皆極頓挫沈郁之妙。而少游托興尤深，美成規模較大，此周、秦之異同也”(陳延焯《白雨齋詞話》)。

　　他的這種藝術精神，多曾熏染影響到后來的許多詞家，如李清照、姜白石，直到宋末之周密，、王沂孫、張炎等，皆緣于生平身世國運而寄慨于詞，更大程度上朝向詩化的道路認同、復歸，乃至逐漸衍變為長短不葺的詩，相互間益愈以辭采意格相高，更加傾注到“娛己”的旨趣。雖然他們出于各自的才情藻思，所作風格面貌多有不同，甚或成為相對獨立之支派。但從總體而言，卻改造、更新，或者說更大程度上發展、擴張了花間、南唐以來的傳統藝術流派，使之不斷勃發充溢著生命活力，不至于趨向僵枯沉晦的末路。這其間，秦觀的貢獻是必須給予充分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