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導語：秦家驄，是宋代詞人秦觀之后，我們一起來閱讀了解這位美國華裔記者的尋根之旅，歡迎大家閱讀。

　　秦家驄，宋代詞人秦觀之后，1940年生于香港，后移民美國，曾任《紐約時報》國外新聞部任中國地區專家。1979年，受《華爾街日報》派遣，在北京建立辦事處，成為最早一批報道新中國的美國記者之一。

　　1970-1980年代到中國尋訪家族歷史，寫成《祖先：一個家族的千年故事》一書，本文系該書引言《尋訪九百年前的祖先墳墓》。早報經授權刊發。

　　秦家驄

　　香江寄萍蹤

　　我最早的童年記憶是1946年我五歲時的夏天。那時，我們全家去香港避難。我在一艘駛過南海的客輪上，透過舷窗向外眺望。

　　我是在香港長大的。中國的孩子大都成長在祖父母、叔伯姑嬸、堂表兄弟等家族親屬的環境之中，而我卻離鄉背井，游離于他們之外。我父親有三房妻室，當時只有我母親一房的兒女住在香港，而我父親的其他子女則留在內地。所以一直到我長大以后很久，我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兄弟姐妹。

　　我父親秦聯奎，生于1888年(清德宗光緒十四年)，比毛澤東大五歲，比蔣介石小一歲。他成長在政治與社會的動蕩時期，正處于中國最后一個封建王朝覆滅，被一個軟弱、不穩定的共和政體所取代的時候。他在二十幾歲時按自己的意愿娶了一位蘇州姑娘曹月恒。他倆養育了六個孩子，三男三女。

　　但在當時，合乎禮法的婚配應該聽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講究門當戶對，而且一夫多妻又是相當普遍的事，所以我父親在和他的蘇州美人成親之后，娶了一房正室，名叫許佩華，是他昔日恩師的妹妹。成親以前，他從未見過她。他的一個姐姐曾經代表男家去相親，形容她“頗有姿色”。但是拜堂過后，當他掀起新娘的紅蓋頭時，卻看見一個長了一對小瞇縫眼的容貌平庸的女人。于是沒過多久，他便又回到他的初戀美人身邊，而他的正室只好獨守空房了。

　　到我父親和我母親秦昭華結婚的時候，他早年的兩個妻子都已病故了，照中國的說法這叫“填房”。由于我父親早年的子女和我母親的年齡不相上下，他們大都不和我們住在一起。因此當我在香港長大時，我只認識我母親所生的其他子女，以及我父親第一任妻子最小的孩子家驊。

　　我上的是一所羅馬天主教的教會學校。和香港其他這類學校一樣，這所學校的目標是要把中國孩子培養成英國紳士。我們手里搖的是英國國旗，心里仰慕的是大英帝國的榮耀，學著計算的是英鎊、先令和便士。當中國的孩子們受著與封建主義、帝國主義殘余進行斗爭的教育時，我卻在中國的大門口、在遭到英國管轄的這片土地上，學習著西方的生活方式。

　　到我十二歲的時候，我的世界已經縮小到四個人的生活圈子里：一個生病、愛吵架，我稱之為父親的老人;一個經常與他拌嘴，比他年輕很多、性格剛強的女人—我母親;還有與我年齡最接近的姐姐家德(Priscilla)和我。我是家中最小的孩子，母親生我的時候，父親已經五十多歲了。當時我還不太了解，這個脾氣古怪的老人居然曾經是中國憲法的制定者之一，并且為了堅持自己的原則，選擇了貧困、流亡的生活。1949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他關閉了上海的律師事務所，到香港與家人團聚。

　　父親在香港度過了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他不能從事英國的法律事務，病情日益嚴重，性格也日益孤僻。我們住在一個比較好的地區一幢三層樓的租賃房屋里，與另一家合用一個廚房。雖然我們家安裝了抽水馬桶，但我還清楚地記得運糞工人的吆喝聲。他們每晚都會來收集鄰居廁所中的糞便。我們的鄰居和香港的大多數居民一樣講廣東話，我們卻只會講上海話。所以，雖然我出生在香港，卻沒有這個城市的歸屬感。這種疏離的感覺隨著我們家日漸貧困而日益加重著。我們學校允許家境貧寒的學生少交一些學費，學費需按月繳納。每個月老師都會當著全班的面讀出每個孩子所交的數目，我的名字總是排在最后幾名，因為我比別的孩子交得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