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唐宣宗吊白居易詩中寫到“胡兒能唱琵琶篇”，它高度概括出白居易的《琵琶行》在當時產生的巨大影響。之所以能夠這樣，除了這首詩有較豐富的思想內容之外，更主要的還是因為它有著極強的藝術魅力。

　　首先，它把敘事與抒情緊密地結合起來。可以說它既是敘事詩，又是抒情詩，或者說它既是以抒情見長的敘事詩，又是以敘事見長的抒情詩。詩中既有凄婉感人的情節，又有真摯動人的情感。從為琵琶女作詩傳的角度看，是敘事詩，有完整曲折的故事情節。詩中琵琶女的身世構成一層故事，讀者可以通過幾個片段看到她從“十三學得琵琶成”到“老大嫁作商人婦”的悲慘經歷。作者由京城貶居江州的遭遇也構成一層故事。與此同時，良人此次相遇，由送客到聞樂，到演奏，到琵琶女和作者先后自敘身世再到彈奏和滿座掩泣，又是一重故事。由于有這樣三方面的結合，所以《琵琶行》的故事顯得豐富曲折，不同凡響。從抒寫遷謫意來講，等于是抒情詩。詩中作者直接出場，與琵琶女共訴天涯淪落之痛，抒情氣氛濃郁。于是在敘事與抒情的緊密結合中，哀怨悱惻的悲劇主人公。

　　這一特點是與這首詩的主題有關的。《琵琶行》的主題具有雙重性。詩中既刻畫了一個漂流淪落，凄楚孤苦的琵琶女形象，又通過“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感慨，抒發了作者自己“謫居臥病潯陽城”后的苦悶心情，塑造出作者橫遭貶謫，郁郁寡歡的形象。琴撥既傾瀉了琵琶女的滿腹辛酸，也撥動了作者受了創傷的心弦，于是兩種身世，一種悲痛，互相映襯，互相感染，使全篇在敘述中充滿了強烈的抒情。《琵琶行》主要是通過作者自己的口吻抒情的，這種強烈的主觀色彩是有其原因的。白居易本是抱著強烈的濟世思想走上仕途的，特別是在任諫官時“有闋必規，有違必諫”，很想在政治上有一番建樹，但他卻遭到了政敵的誹謗，最終在種種責難下，被貶到江州，此時現實與理想發生了劇烈的矛盾，他仍想兼濟天下，但又苦于報國無門；他何嘗不想從此只獨善其身，但又感到于心不安。這是他一生中最痛苦，最不得志的時候，只不過他素來樂觀曠達，恬然自安罷了，這次“感斯人言，始覺有遷謫意”（見《琵琶行》序）。感情的閘門再也控制不住這積蓄已久的洪濤，終于激動得“江州司馬青衫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