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修的一生寫了500余篇散文，是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領袖。他的文學成就以散文最高，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下面是小編分享的歐陽修的資料，歡迎大家閱讀。

　　歐陽修(1007～1072) 北宋時期政治家、文學家。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字永叔，號醉翁，晚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為五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為六一乎?”)。謚號“文忠”著有《歐陽文忠公集》吉州永豐(今屬江西)人。歐陽修自稱廬陵人，因為吉州原屬廬陵郡。

　　生平歐陽修幼年喪父，在寡母撫育下讀書。仁宗天圣八年(1030)歐陽修成為進士。次年任西京(今洛陽)留守推官，與梅堯臣、尹洙結為至交，互相切磋詩文。景佑元年(1034)，召試學士院，授任宣德郎，充館閣校勘。景佑三年，范仲淹上章批評時政，被貶饒州。歐陽修為他辯護，被貶為夷陵(今湖北宜昌)縣令。

　　康定元年(1040)，歐陽修被召回京，復任館閣校勘，后知諫院。慶歷三年(1043)，范仲淹、韓琦、富弼等人推行“慶歷新政”，歐陽修參與革新，提出了改革吏治、軍事、貢舉法等主張。慶歷五年，范、韓、富等相繼被貶,歐陽修也被貶為滁州(今安徽滁縣)太守。以后,又知揚州、潁州(今安徽阜陽)、應天府(今河南商丘)。至和元年(1054)八月,奉詔入京,與宋祁同修《新唐書》。

　　嘉佑二年(1057)二月，歐陽修以翰林學士身份主持進士考試，提倡平實的文風，錄取了蘇軾、蘇轍、曾鞏等人。這對北宋文風的轉變很有影響。

　　嘉佑五年(1060)，歐陽修拜樞密副使。次年任參知政事。以后，又相繼任刑部尚書、 等職。英宗治平二年(1065)，上表請求外任，不準。此后兩三年間，因被蔣之奇等誣謗，多次辭職，都未允準。神宗熙寧二年(1069)，王安石實行新法。歐陽修對青苗法曾表異議，且未執行。熙寧三年(1070)，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等職,堅持不受。改知蔡州(今河南汝南縣)。這一年,他改號“六一居士”。熙寧四年(1071)六月，以太子少師的身份辭職。居潁州。宋神宗熙寧五年(1072年)閏七月二十三日，歐陽修在潁州(今屬安徽省)的家中，留下一萬卷藏書、一千卷集古錄、一張琴、一局棋和一壺酒，溘然長逝。蘇軾評價其文時說：“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歐陽修卒溢文忠。

　　文學創作歐陽修是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領袖。他的文學成就以散文最高，影響也最大，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繼承了韓愈古文運動的精神，在散文理論上，提出：“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答吳充秀才書》)，“道純則充于中者實，中充實則發為文者輝光”(《答祖擇之書》)。他所講的道，主要不在于倫理綱常，而在于關心百事。他認為學道而不能至，是因為“棄百事不關于心”(《答吳充秀才書》)。他反對“務高言而鮮事實”(《與張秀才第二書》)，主張“言以載事而文以飾言”(《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他取韓愈“文從字順”的精神，大力提倡簡而有法和流暢自然的文風，反對浮靡雕琢和怪僻晦澀。他不僅能夠從實際出發，提出平實的散文理論，而且自己又以造詣很高的創作實績，起了示范作用。

　　歐陽修一生寫了500余篇散文,各體兼備，有政論文、史論文、記事文、抒情文和筆記文等。他的散文大都內容充實，氣勢旺盛，具有平易自然、流暢婉轉的藝術風格。敘事既得委婉之妙,又簡括有法;議論紆徐有致,卻富有內在的邏輯力量。章法結構既能曲折變化而又十分嚴密。《朋黨論》、《新五代史·伶官傳序》、《與高司諫書》、《醉翁亭記》、《豐樂亭記》、《瀧岡阡表》等，都是歷代傳誦的佳作。

　　歐陽修還開了宋代筆記文創作的先聲。他的筆記文，有《歸田錄》、《筆說》、《試筆》等。文章不拘一格，寫得生動活潑，富有情趣，并常能描摹細節，刻畫人物。其中，《歸田錄》記述了朝廷遺事、職官制度、社會風習和士大夫的趣事軼聞，介紹自己的寫作經驗，都很有價值。

　　歐陽修的賦也很有特色。著名的《秋聲賦》運用各種比喻，把無形的秋聲描摹得非常生動形象，使人仿佛可聞。這篇賦變唐代以來的“律體”為“散體”，對于賦的發展具有開拓意義。

　　歐陽修的詩歌創作成就不及散文，但也很有特色。他的一些詩反映人民的疾苦，揭露社會的黑暗，如《食糟民》、《答楊子靜祈雨長句》。他還在詩中議論時事，抨擊腐敗政治，如《奉答子華學士安撫江南見寄之作》。其他如《明妃曲和王介甫作》、《再和明妃曲》，表現了詩人對婦女命運的同情，對昏庸誤國的統治者的譴責。但他寫得更多、也更成功的，是那些抒寫個人情懷和山水景物的詩。

　　他的詩在藝術上主要受韓愈影響。《凌溪大石》、《石篆》、《紫石屏歌》等作品，模仿韓愈想象奇特的詩風。但多數作品,主要學習韓愈“以文為詩”,即議論化、散文化的特點。雖然他以自然流暢的詩歌語言，避免了韓愈的險怪艱澀之弊，但仍有一些詩說理過多，缺乏生動的形象。

　　歐陽修還有一部分詩作寫得沉郁頓挫,筆墨淋漓,將敘事、議論、抒情結為一體，風格接近杜甫，如《重讀〈徂徠集〉》、《送杜岐公致仕》;另一部分作品雄奇變幻，氣勢豪放，卻近于李白，如《廬山高贈同年劉中允歸南康》。更多的寫景抒情作品，或清新秀麗，或平淡有味，如《黃溪夜泊》中的“萬樹蒼煙三峽暗，滿川明月一猿哀”，《春日西湖寄謝法曹歌》中的“雪消門外千山綠，花發江邊二月晴”等。總的來看，他的詩歌風格還是多樣的。

　　歐陽修還善于論詩。在《梅圣俞詩集序》中，他提出詩“窮者而后工”的論點，發展了杜甫、白居易的詩歌理論，對當時和后世的詩歌創作產生過很大的影響。他的《六一詩話》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部詩話，以隨便親切的漫談方式評敘詩歌，成為一種論詩的新形式。

　　歐陽修也擅長寫詞。他的詞，主要內容仍是戀情相思、酣飲醉歌、惜春、賞花之類，善于以清新疏淡的筆觸寫景〔采桑子〕十三首,描繪潁州西湖的自然之美,寫得恬靜、澄澈,富有情韻,宛如一幅幅淡雅的山水畫。另一些詞的“杏花紅處青山缺，山畔行人山下歇”《玉樓春》，“堤上游人逐畫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綠楊樓外出秋千”(〔浣溪沙〕)等，也都是寫景的佳句。偏重抒情的詞,寫得婉曲纏綿,情深語近，例如〔踏莎行〕中上下闋的最后兩句“離愁漸遠漸無窮，迢迢不斷如春水”，“平蕪盡處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通過春水春山，把感情抒寫得非常深摯。他還有一些詞，雖然頹唐嘆老、牢騷不平，卻直抒胸臆，表現出襟懷豪逸和樂觀的一面。還有一些艷詞，雖寫男女約會，也樸實生動;當然，其中也不免有淺薄庸俗的作品。

　　歐陽修在經學、史學、金石學等方面都有成就。在經學方面,他研究《詩》、《易》、《春秋》,能不拘守前人之說，提出自己的創見。史學造詣更深于經學。除了參加修撰《新唐書》250卷外，又自著《新五代史》，總結五代的歷史經驗，意在引為鑒戒。他勤于收集、整理周代至隋唐的金石器物、銘文碑刻，編輯成一部考古學資料專集──《集古錄》。

　　歐陽修在中國文學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他大力倡導詩文革新運動，改革了唐末到宋初的形式主義文風和詩風，取得了顯著成績。由于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和散文創作上的巨大成就，使他在宋代的地位有似于唐代的韓愈，“天下翕然師尊之”(蘇軾《居士集敘》)。他薦拔和指導了王安石、曾鞏、蘇洵、蘇軾、蘇轍等散文家，對他們的散文創作發生過很大的影響。其中，蘇軾最出色地繼承和發展了他所開創的一代文風。北宋以及南宋后很多文人學者都很稱贊他的散文的平易風格。他的文風，還一直影響到元、明、清各代。

　　宋慶歷八年(1048年),黃河決于澶州商胡埽(今河南濮陽東北),河水改道北流,經大名府、恩州、冀州、深州、瀛州、永靜軍等地,至乾寧軍合御河入海。當時因年荒民困,沒有立即堵口。皇佑三年(1051年),北流于館陶郭固口決口,四年堵塞后流勢仍不暢,引起了北流和恢復故道東流的爭論。至和二年(1055年),歐陽修極力反對回河東流，連上兩疏陳述不能回河的理由。在第一疏中,他分析了當時“天下苦旱,京東尤甚,河北次之”,“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后,繼以兇年,人戶流亡,十失八九”的嚴重形勢,認為在“國用方乏,民力方疲”之際,以“三十萬人之眾,開一千余里之長河”,不但人力、物力不允許,而且會引起“流亡盜賊之患”，危及宋王朝的根本利益。在第二疏中,他根據自己的觀察體會,首先從分析黃河淤積決溢規律出發,闡述了不宜回河的原因。他說：“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漸壅,乃決上流之低處,此勢之常也。”

　　接著他又分析了京東、橫隴河道的具體情況，指出：“天禧中,河出京東,水行于今所謂故道者。水既淤澀,乃決天臺埽,尋塞而復故道;未幾,又決于滑州南鐵狗廟,今所謂龍門埽者。其后數年,又塞而復故道。已而又決王楚埽,所決差小,與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終以壅淤，故又于橫隴大決。是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所復不久終必決于上流者,由故道淤而水不能行故也。及橫隴既決,水流就下,所以十余年間,河未為患。至慶歷三、四年,橫隴之水,又自海口先淤,凡一百四十余里;其后游、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決于上流之商胡口。然則京東、橫隴兩河故道,皆下流淤塞河水已棄之高地。京東故道屢復屢決,理不可復,不待言而易知也。”同時,歐陽修還認為,河渠司李仲昌等議開的六塔河,寬僅五十步,“欲以五十步之狹,容大河之水,此可笑者”,并斷言六塔河“于大河有減水之名,而無減患之實。今下流所散,為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則濱、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勝其患,而又故道淤澀,上流必有他決之虞,此直有害而無利耳,是皆智者之不為也”。

　　歐陽修的奏疏未予采納,朝廷命加緊堵口,開六塔河。嘉佑元年(1056年)四月,商胡決口塞而復決,回河失敗。